功夫深处却平夷

得到张瑞田的《百札馆三记》时,我正在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慢悠悠地阅读着我于1982年购买的一套上下册近50万字的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老古玩店》,当我也是同样以慢悠悠的心情翻看了《百札馆三记》中的几篇文章,又细细地咂摸了一下之后,我便决定暂时停止对《老古玩店》的阅读,而一头扎进了“百札馆”之中,因为我确实是被它吸引了诱惑了,于是我便改变了每天3000字的阅读速度,用12天的时间读完了这部18万字的书,这种急行军似的阅读,在我近几年来是没有过的。
  《百札馆三记》,看上去是一本不很起眼的书,开本不大,在如今书籍开本越做越大的情势下,它似乎只能算作一本口袋书;装帧虽然精良却不够堂皇,那蓝灰色的封面颜色绝对算不上艳丽,甚至有些灰头土脸,摆上书店的柜台很难令人瞩目;那书名《百札馆三记》也不够奇葩,自然也无法令人瞠目。可当我阅读了全部内容之后,我简直像被重重地扇了“三记”耳光一般,只觉得脸红耳热,因为我完全误解了它。我被书中那些群星灿烂般的历史文化人物所吸引,被书中那些手札书法的精彩绝伦所诱惑,被作者的深厚渊博的知识和富丽的文采所折服,我觉得这个“百札馆”简直就是一个深奥的书画文化博物馆。于是,我便想起了宋代诗人陆游《剑南诗稿》中“功夫深处却平夷”的诗句,于是引来作为本篇的题目,觉得比较适宜。
  《百札馆三记》共收入56篇文章,连同作者的那篇题为《馆中置喙》的代后记共有57篇。分为《读傅记》、《旧信记》、《谈札记》三辑。作者在“代后记”中说得明白,《读傅记》是读傅雷书信的启悟;《旧信记》是读作家旧信的感想;《谈札记》是研究手札的点滴结果。他自谦地说:“读傅雷,旧信记,谈手札,难免隔靴搔痒,不抵肯綮,方家见笑。”然而,我更记得他的那句话:“读信,要读出天地;谈札,要谈出文化。”我在通读了这本书后,真的是了解到了我国传统书法绘画的源远流长,真的是感觉自己走进了一片崭新开阔的历史文化的天地!
  研读书法绘画,更是在研评研判传统文化
  从百度的简介资料中,我们知道《百札馆三记》的作者张瑞田先生的职位是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是一位书法家;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一位出版12部文学作品的作家;他又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其作品《“二王”何以滥觞》曾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这是一篇研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是如何成为中国书法之源的作品。所以要先介绍一下这些情况,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书法研究造诣和这样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是很难把这样的作品捧给读者的。
  《百札馆三记》的第一记是“读傅记”,是瑞田先生阅读研讨著名学者傅雷手札的心得体会,共有26篇。其中蘸墨较多的是傅雷与绘画大师黄宾虹的关系。同时还论及张大千、张弦、李流芳、吴湖帆、夏丐尊、宋奇、鲁迅等数十位中国文化翘楚和泰斗级的人物。当我认真品读完这些文章时,我被这些书画家和历史文化名人致力于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志向和精神所震撼,据此,我才敢于这样说,这不仅仅是在研读书法绘画,更是在研评研判中西文化。
  瑞田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手札书法的专题研究,他精心收集到的包括近代名人曾国藩、樊增祥等及现当代名人莫言、贾平凹等人的手札数百幅,也对手札的审美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特别对傅雷的手札书法情有独钟。他在深入研究傅雷的书法后认为:“傅雷书法得‘二王’正传,小楷胎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疏朗雅正。”他同时批评“当下的文人字已不可观,究其原因便是心中无古,腕下轻滑。”他表示,“打开《傅雷书信集》,终生不会合上。”
  瑞田先生在研读沈尹默的手札后写到:“沈先生同一时期的行草小字,其中的结体、韵致,与傅字如出一辙。”“也是从‘二王’中来。”“看来,东晋在上海文人的心中并不遥远。”还有他对鲁迅、梁启超、俞樾、方英文等人的书法研讨,都得出大概一致的论述。由此,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瑞田先生在书法观念上是极力推崇“二王”的,是主张学习古人,继承古人的。他也在书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他人之语,对那些轻薄为文哗众取宠之辈的书法绘画进行了批评。这种作为正常的文艺切磋或者批评,应该是一种好的风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行为提出批评的,谁都应该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如果没有了这种善意和正常的批评倒是一件很可怕甚至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瑞田先生并非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他同时又是一个勇于开拓创新能够与时俱进的现时代文化新人。这从他在评论傅雷致香港演员萧芳芳的手札时所说的话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这通手札,是傅雷学习书法的经验之谈,同时,也准确体现了中国书学的核心思想。第一,临帖求神似得一规模足矣,不做古人的奴隶。第二,字宁拙毋巧,宁厚毋薄,保持天真与本色,切记搔首弄姿,故意取媚。”
  读着这些观点,我的脸不觉热了起来,自己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虽然自己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也虚心临过帖,但很是不够认真,基本的功夫不到,却急于模仿人家的技巧,希图通过技巧来获得成功,正是犯了“搔首弄姿,故意取媚”之病。看来,还真得回归“天真与本色”,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临一临《兰亭序》、《中秋帖》、《伯远帖》,好好地学习学习王羲之、王献之、苏东坡、米芾、孙过庭、黄庭坚、唐伯虎等古圣先贤们的真功夫。同时,也要好好地向瑞田先生在书中为我们引荐的近现代书法家们学习,学习黄宾虹的凝重,学习徐悲鸿的洒脱,学习傅抱石的严谨,学习吴湖帆的练达……
  对于美术事业,瑞田先生也一样在真诚而焦急地关注着,且也在热忱地弘扬着推动着。他策展并主持的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美术作品就占着半壁江山。从那本《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作品集》中,我们就十分鲜明地看到,选入集子中的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应该说祯祯美妙,幅幅淋漓。正如瑞田先生在他写的“前言”中所说的:“好字是文人写的,好画是文人画的,这是中国艺术史的共识。”
  关于对中国书画的认识和评价,瑞田先生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基本上还是赞成傅雷的观点和看法。时年35岁的傅雷于民国时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同时为年届80的居住北京的黄宾虹策划其画作展览,傅对黄的画作赞赏不已,称之谓“黄公则游山访古,阅数十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故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与咫尺,或图一隅为巨幛……”同时,傅雷对当时中国的书画界也是有评价的。书中,作者瑞田先生直接引用了傅雷的话:“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各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宾虹则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大成,而成自己面目……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之后,宾虹一人而已。”在傅雷看来,黄宾虹的书画价值取向是与中国传统契合的,因此,他给予极高评价,予以极力推崇。而他对尤其是对齐白石,包括后来对张大千、吴湖帆,乃至鲁迅,都颇有微词。
  傅雷在这里批评的书画界人士“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还是非常中肯的,也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的。而他倡导的“广收博取”、“浸淫唐宋”、“集历代精华大成”、“构成自己面目”,更应该成为书画后学者的座右铭。傅雷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书画界翘楚。他20岁即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三年后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那时,年仅31岁的傅雷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述,翻译了不少罗曼•罗兰等西方文艺文学作品,这在当时这个年龄段的人中乃属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美术理论方面,他既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和坚守,又对西方美术史十分熟稔,具有很高的造诣。否则,是没有资格也不敢这样居高临下去研评研判那么些书画界权威大鳄的。诚然,他对其他人的一些看法和评价,在今天看来囿于个人的某些因素会有失公允的,但是,我们觉得,这倒是反映了文艺界的一种自由气氛,应该没有什么害处。反之,一律相互吹捧,倒是很可怕的情形。
  我们看到,作者瑞田先生是认可傅雷的评判标准的,那完全是出于对发展中国书画事业的一种热心和责任。瑞田先生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引导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寻索正途,还身体力行地对中国书画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他不仅自己收藏了数百幅近代名人手札和书画,还在数年内积极发现寻求展览课题,筹备募集展览资金,组织招聘展览人才,策划主持了20多场大型书画展览,为弘扬发展中国书画艺术事业而呕心沥血。
  
  崇敬名人经典,更是在崇尚精神和道义
  
  “文如其人”,是文学界流行的一句常言。在书法界、美术界也同样流行着“字如其人”、“画如其人”的常言。由此引申开来,研究书画作品,也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品德、精神和道义。这一点,几乎贯穿着《百札馆三记》中的每一篇文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瑞田先生在书中,与那么多的书法绘画名家和文艺大师相遇相识相交相知,非常推重他们的书画作品,然而,他更推重的是他们那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和道义。
  瑞田先生在书中为我们引见了中国近当代一批书画家文艺家,他们当中有傅雷、黄宾虹、鲁迅、梁启超、俞樾、张弦、李流芳、龙榆生、朱自清、吴湖帆、周良沛、吕碧城、沙孟海等,还有周扬、夏衍、郭沫若、老舍、刘再复、唐达成、陈荒煤、巴金、艾青、邵燕祥、晓雪、黄君、郭小川,以及白桦、浩然、叶延滨、刘心武、刘湛秋、杨匡满、蔡仪、雷加、方英文等,涉及到的历史人物还有王羲之、王献之、刘勰、米芾、苏轼、王珣、孙过庭等,看了这样一个名单,你几乎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人不在其中了,你几乎找不到还有哪本书能让你一下子接触到如此多的文化名人。
  对于这些名人,有的我相对熟悉和了解一些,但应该说也是很肤浅的;有些是只知其名,根本谈不上了解;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第一次闻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当我读了《百札馆三记》后,真的是心存感激,是这本书让我从不同侧面了解了他们,在了解了他们的书法绘画等文艺造诣的同时,更懂得了他们的人生境界价值取向道德义理。
  瑞田先生在书中非常推崇傅雷先生的手札,让我们知道了他的书法水平堪称近代的上乘之作外,更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傅雷先生的人生品格和道德境界。1943年,傅雷在上海为远在北京的黄宾虹的书画策展,一方面是在帮助黄宾虹,一方面是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策展过程中,傅雷将拍卖所得的画款一分不少地汇给黄。他自己非常喜欢黄的画作,除了黄的馈赠外,常常自己出资购买。当时,傅雷还年轻,名声还不是很大,当黄宾虹要将傅雷的名字列入贵宾请柬中时,傅雷则坚决不同意,他表示自己“人微言轻,不敢僭附大雅”,而甘愿做展会杂务。1961年,在傅雷还顶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他竟然代表所在里弄的居民维权,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写信,要求归还住宅小区花园及道路。身裹寒气,尚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如此等等,当是瑞田先生崇拜傅雷的重要理由。
  在书中的那篇《一九九七年浩然致叶延滨》的文章中,瑞田先生就自己珍藏的这封信,介绍了著名农民作家浩然的文学创作情况和简历,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浩然当红时,我正值少年,他的几部代表证基本都读了,根据(《金光大道》、《艳阳天》)小说改编的电影看了十多遍,浩然其名在我的心中不比毛泽东的分量轻。因此,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对浩然依旧保持着好感。”他敬佩浩然没有利用自己当时的特殊影响去捞取政治资本,因而针对一些人对浩然的责难,痛斥道:“君不见,某些靠迎合,靠谄媚,靠吹嘘为生的所谓‘主旋律’的作家,尽管没有浩然扎实的生活基础和艺术才华,不是天天幻想浩然的机缘吗,不是时时盼望‘首长’、‘大人’的作文命题吗?……奴才心理,宠幸心态,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提升。”
  读了瑞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分外亲切。因为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两个人,我都熟悉。我曾经与著名诗人,《诗刊》前主编叶延滨先生一起参加中国国土资源报举办的“大地守望•哈尔滨黑河笔会”,以后也有几次相见。说到浩然,我则与其有过20多年的交往,他是我文学创作当之无愧的导师。还是在我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就有幸在外长山岛上遇见了前去参加“黄海笔会”的浩然老师,他鼓励我说:“文学战线也有一支大军,这支大军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士兵,我们可以立志当一名士兵。”他又说:“文学创作也像农民种地一样,人家有能力可以种一大片土地。咱们种上它几垅地,把水和肥都下在这几垅地上,不信结不出几个大苞米棒子来。”这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动形象的话语,从此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激励我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着业余文学创作。20多年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每出一本文学作品集,都及时寄给他,向他汇报。他在河北三河市主编的《苍生》文学,每一期都给我寄来。在浩然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至今,我已创作、出版文学作品17部,达460万字,获各种文学奖励46项。瑞田先生对浩然老师的看法和评价,我是赞成的。“文革”结束后,曾经掀起一股“争议浩然”的风儿,但是,党组织早已经给浩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认为浩然不是“帮派分子”,而且仍然让其做北京市作协主席,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浩然老师本人对社会的争议更是坦然面对。在与浩然20多年的接触和交往中,我深深地感触到,他始终为自己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后代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作家而高兴,始终为自己经过努力奋斗能为人民特别是农民写出那么多的文学作品而自豪,始终为自己能够在社会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不忘初心保持善良正直的人格而问心无愧,始终为自己扎根农村交了那么多的农民朋友培养了那么多的农民作家而欣慰。这些,当然也是我认浩然为师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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