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困境

早年学政教专业,哲学是一门主课。许多年未读过哲学专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王东岳先生及其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逢单位组织培训,要我上一课,思来想去,工作业务讲无可讲。哲学研究似乎离工作生活很远,但哲学观念、哲学思维、哲学方法与日常紧密相联,如“三观”、抓主要矛盾、辩证法等等。
  王东岳先生自诩为自由学者,他没有任何体制内身份,为了生计,偶尔担纲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哲学。大部分时间在终南山著述,一本《物演通论》花去了他二十余年的时间。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经过三次修订,2009年第三版问世。全书共180章,分自然哲学论、精神哲学论和社会哲学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60章。
  《物演通论》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比较生涩难懂,为了让大家易于接受他的哲学思想,他还写了一本随笔,称为《知鱼之乐》。王东岳先生的笔名是“子非鱼”,他对道家学说颇有研究并加以继承。王东岳先生在中国的思想家中,最推崇老子,因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了“无为”“有为”的辩证关系。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递弱代偿”理论。如果把“无为”或者“有为”作为一种尺度,他认为:“凡是能力较强的高等‘有为’物种,譬如哺乳动物或脊椎动物,都不免快速灭绝;凡是能力较差的低等‘笨拙’物种,譬如无脊椎动物或原始单细胞生物,反倒长存不衰,而且越原始、越低级的物种,虽然其‘有所作为’的能动性或能力一定越差,但他们的生存力度无疑却越显强健;更有甚者,那些完全没有生机,也就是不具备任何自主能力的‘无为’无机物,譬如花岗岩或硫酸钙等,唯有它们方能万古不灭。”也就是说,“越原始的物质形态,它们在宇宙中的空间质量分布越大,衍存时间越长,亦即存在稳定性越高;反之,越迟演的物质形态,它们在宇宙中的空间质量分布越小,衍存持续时间越短,亦即存在稳定性越低。”
  通观《物演通论》全书,王东岳先生是这样搭建他的哲学体系的。
  卷一:自然哲学论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洐存原理。王东岳先生阐述他的自然哲学论,设定的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自然物演呈现为在流逝中常存、在衰亡中新生,嬗变出从简到繁、属性渐丰、结构重叠的宇宙万物和人间气象。由于物质存在度不可逆转地趋于递减,从而要求相应形式的代偿过程予以追补。即随着存在度的递减,后衍物种为了保证自身能够衍存,就会相应地增加和发展自己续存的能力及结构属性,表现出“有为”的状态,这种现象就是“代偿”。
  卷二:精神哲学论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所谓‘精神’原来不过是物质感应属性的代偿增益产物,它的发生脉络和构成层次如下:宇宙早期物态的物理‘感应’原始低等生物的直观‘感性’中级脊椎动物的本能‘知性’高等灵长类动物的思维‘理性’。这个进程使得愈后衍的物种,其主观属性愈多,感知对象的扭曲度或失真度相应也就越大,因而导致它的生存反应情状愈来愈紧张不安、摇摆无定。”这段话里,有几个关键词,“感应”“感性”“知性”“理性”,这是生物反应属性的发展通道,也是人类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
  卷三:社会哲学论社会哲学的生存性状耦合原理。社会存在衍生于生物存在之上,是又一层代偿物相或代偿存态,亦即生物分化及其生物属性分化,是社会结构分化的自然基础,经具有与生物进化同步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观念,“社会”不独人类才有,一切物质结构属性的叠加代偿,都可以构成社会。从广义上来说,粒子、原子、分子、细胞、机体、人类结构关系都构成社会形态。
  “递弱代偿”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一种批判与否定。王东岳认为,随着物种的进化,生物自身的稳定状态越来越低,更容易受到自然的威胁与侵害,也就是说,就物种自身的生存属性来讲,生物演进是越来越弱的。生物的各种生存技能的提升实际上是对于自身生存属性降低的一种代偿,是物种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开发出的自身潜力。以人类来讲,我们发展了自然科技,我们有了社会分工,但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能力却远远不及先期出现的其他物种。人不能像鸟类一样在空中翱翔,不能像鱼儿一样在水中呼吸,还要与各种疾病相抗争,于是,人类借助疫苗,视力听力的各种辅助工具来繁洐生存……所以,就人类自然繁育而言,是递弱的,只不过人类会通过提高生存技能来进行“代偿”,尽可能延续人类作为一类物种及个体存在的时间。
  但是,人类通过提升智力和健全社会结构,无法拯救自身,反而使自身的存在度更低,可这又是人类仅有的手段。这个困境显示着人类文明的系统危机。这在王东岳先生的哲学体系中既有纯逻辑的推导,也列举了现象界的系统危机,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等,处处都彰显出危机,是王东岳先生关于“递弱代偿”原理的现象形态。
  王东岳先生哲学以“递弱代偿”为核心,涉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辩证法的科学性问题等,在很多地方与我头脑中固有的哲学观点,存在牴牾。是否正确,有待验证。
  《物演通论》呈现了王先生的哲学体系,要说清这个体系不容易,需要高深学养和卓越的能力。下面,我仅就能读懂的个别观点发表一管之见。
  王东岳先生说:“人类文明完全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自然进程的继续。”对于这个观点,我将从四个方面做递进分析。
  一是人类文明进程反映人与自然的衔接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人类文明总是必须和自然对接,并且文明和自然的对接,在早期是不由自主完成的,具有偶发性。
  通常来说人类文明的曙光展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有三大特征:动物的驯化、植物的栽培、陶器的制作。
  按照王东岳先生的陈述,他首先以动物的驯化为例,来说明文明与自然的对接具有偶然性。
  狗很早就被驯化,作为人类捕猎的帮手。因为猎豹跑得最快,人类本来应该驯养猎豹,作为捕猎助手,才是最合理的。但是猎豹的求偶过程十分复杂,雄性猎豹向雌性猎豹求偶,至少要奔跑上百公里乃至200公里,历时三个月才能完成。在人类饲养条件下,猎豹没有办法繁育,于是人类只好放弃对猎豹的驯育,而驯育狗。早期文明在与自然对接的过程中驯育动物,狗成为一个对接点,并获得了成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又如,人类驯养了马,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民族骑在斑马上。是因为斑马虽然和马一样十分温顺,可是在人工饲养的过程中,斑马如果一旦发怒咬住你,它就死不松口。从而不得不放弃。再如人类培育了绵羊、山羊,却从来不能驯化羚羊。羚羊遍布全球,今天在非洲还大量存在,是因为羚羊感知敏度太高、太脆弱。在人工饲养情况下,稍有动静,就会惊群,会导致雌性怀孕的动物发生大规模流产。说因为这个原因,羚羊从来没有能够被人类驯养。
  二是人类生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成文明起源的节点,有时表现为生理强迫。
  人类的大脑比猿类多了一点东西,就是额叶前皮层。大脑皮层上面的神经元细胞,由于分化度过高、功能过强,于是不得不把基础功能丢失一部分,以保证生物能量足以维系细胞结构,导致大脑细胞出现两个严重的缺陷。
  首先,人类脑细胞没有再生能力。大家知道,人的身体细胞如果受到损伤,比如表皮划伤,它有再生能力,上皮细胞增殖会把伤口原样覆盖。可是大脑细胞一旦死灭,不能再生,只有瘢痕组织覆盖。这就是为什么脑溢血、脑血栓造成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偏瘫之类的损害恢复度很低,恢复也不是由于细胞再生,而是用周边组织功能来补偿的原因。
  其次,人类大脑皮层细胞,只能用葡萄糖(又叫碳水化合物。因为一个葡萄糖分子是由6个碳12个氢6个氧构成的。水是由2个氢和1个氧构成的,12个氢加6个氧相当于6分子水。6分子水,再加上6分子碳,即是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代谢的来源。所有细胞,包括38亿年前单细胞,一直到人体其他细胞,都可以借助于脂肪、蛋白质、葡萄糖(碳水化合物)三大基本物质,获得能量代谢,可脑细胞丧失了从脂肪和蛋白质代谢获取能量的功能。
  人类的大脑皮层发达,片刻不能缺离碳水化合物,这样的生理强迫,促使人类培育草籽以获取碳水化合物。水稻、黍和稷都是最早栽培的植物。
  有一种说法,水稻的最早栽培不是在江西万年,而是在黄河以北的某个地方。由于稻米的蛋白质含量不高,不足以为北方先民提供需要的养份,于是舍弃水稻而培植小麦。南方则不同,河湖沟汊中的鱼类,可以补充人类蛋白质摄入不足,从而水稻在中国南方得以大面积推广。
  玉米、土豆产量极高,美洲人最早培育。公元1500年由哥伦布带入欧亚大陆,大约是明代中期。玉米、土豆的传入及大面积种植,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很好解决,从而人口暴涨,由历来不超过9000万,而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增加到数亿人。
  三是,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自然进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人类文明发展是也应当是自然进程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人类学、生物学界关于人类诞生,有一种新的学说,称为“线粒体夏娃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观点是,现代智人的诞生,是由14万年前某一个女性,或者某一族女性繁衍进化而来的。任何细菌和细胞结构,它的细胞质里有一个细胞器,叫线粒体。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生物学家研究发现,线粒体里含有一组基因脱氧核糖核酸。这一组基因只有母亲传给女儿,女儿传给孙女,十分纯净。所以借助于分子生物学,也就是基因学说基因测序,以及古人类学、考古学等一系列学科综合,绘制出一张现代智人迁徙图。
  现代智人最早诞生于东非大裂谷,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大约9万年前向南发展,在南非陷于死角。其中一族北上,大约在6万年前抵达北非尼罗河流域。由于现代智人迁徙定居到北非的时间最早,因此古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早发生的第一茬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5500年前就出现了,中国的甲骨文有3300年的历史,晚了2000多年。
  现代智人继续迁徙,从北非尼罗河流域穿过地中海和红海之间那个细狭的通道(苏伊士运河),大约在5万年前到达中东两河流域,由此开创古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
  两河地区的现代智人,一组通过高加索山脉,以及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通道,大约在4万年前到达欧洲。还有一组人从中东地区东向迁徙,翻过天山山脉北麓和阿尔泰山脉南麓的那个细狭的通道欧亚大陆桥,进入东亚。大约在3.5万年前。
  东向迁徙的一族人,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然后通过中国东南沿海进入东亚。东亚人沿着太平洋西海岸继续迁徙一路北上,最终通过北极浅海区,也就是今天的白令海峡,大约在1.4万年前抵达美洲。
  地球上人类文明发生的梯次和现代智人迁徙定居的时间相关。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也会打破这种局面。如现代智人4万年以前到达欧洲,3.5万年前到达中国,原本欧洲文明比中国文明更早,但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农业文明远胜于欧洲。这是唯一的一个反例。
  四是,人类文明进程是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类进化自身条件的耦合,人类行为对文明进程有影响,不完全是自然进程。
  王东岳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完全是自然进程。这过于绝对。人类在文明征程中,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发挥,对文明进程起推动或制约作用。
  以周代青铜文明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周代礼乐文明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青铜器作为文明载体,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是周族发展及自然条件相契合的结晶。周人始祖后稷,是上古时代尧、舜时期的农官。据《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卒,子不窋(zhu,第二声)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戎狄之间”,据专家考证,为今甘肃陇东庆阳一带。周人在陇东经过三代人的全面发展和深厚积淀,到了公刘统治时期,政权建立,制度初创,力量壮大,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早期周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称“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司马迁提及的诗,当然是指《诗经》。《诗经》里收录了一些周代诗歌,其中《诗经•鲁颂•閟宫》有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这里的“岐”,即是“凤鸣于岐”的“岐”,今宝鸡岐山。所谓的后稷之孙,则是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带领周人迁徙关中的目的,是为了与殷商争霸天下。古公亶父死后,又经过季历、季昌,即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宏大局面,为翦灭商朝政权做好了准备。周武王十一年,武王亲率联军与商决战于朝歌(商都城)郊外牧野,史称牧野之战。殷商军队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占朝歌,商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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