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不多的藏书,至少已读过十遍。我站在三楼窗边,看着火辣辣的白地发呆。有人敲门。我扑通扑通跑下楼梯,打开门,一个男人低着头,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顶草帽。
“你找谁?”
“我找你。”
他抬起头,是张陌生的脸,五官周正,鼻梁挺直,唇角紧闭,给人一副刚毅的印象。他身材精壮如肥皂,此刻正打算推门不请自进。我不想放生人进来,侧身拦住他:“你是谁?”
“我叫张衡,是你老师。”
“可我不认识你。”
“我教你高二语文,是今年刚来的老师。听说你很骄傲,特地上门拜访你,亲身体会一下,看你骄傲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对我很好的彭老师,摇头晃脑用方言普及唐诗宋词,善良到被学生欺负的老先生,退休了。
“你误会了,我一点都不骄傲。”
到了三楼,我把他让到椅子上坐,自己坐在床杠上。想了想,我又跑下楼去,给他烧水泡茶。上来时,令我奇怪的是,在室内这么久,他依然戴着那顶草帽。我看到他站在窗边,嘴角紧闭,凝神察看楼下的农村景色,米黄色东方绸香港衫在风中纷飞。
“你家很有想法,四面开窗,八方来风。”
“是我爸懒惰,希望以风扫地。”
“看来你爸大有名士之风,超脱。”
我没接话,不讨论我爸有没有名士风。我问:“张老师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学校请我过来,教你们语文,我就突击培训。恢复高考第三年,你们有很多机遇。全班同学,就差你一个人没到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是抗拒我吗?”
“我没什么看法,更没有抗拒你。没人联系我而已,我和同学没有交往。”
他不再纠缠,换了个话题:“你对语文怎么想?”
“没怎么想,我没什么头脑。”
他大笑,又戛然而止:“有意思,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自己没头脑的,别的学生,只想对我表现出他们如何有头脑。”
“好吧,我比较傻。”
“作为农村高中生,你要跳过龙门,才能改变命运,否则你只能到点结婚,或在门口摆个小摊度日。”
早婚是不可能早婚的,那太遥远。
“我说自己没头脑,是有原因的,我偏科太厉害,王老师,池老师,林老师,李老师,没一个人不说自己能教好我,最后他们都失望放弃,我是他们教育生涯的败笔。”
他再次放声大笑,又很快收声,他是个外表爽朗的人,但显然心情阴郁。在他收敛笑容时,我看见他眼角的阴鹜,让我望而生畏。凭我有限的阅历,我判断,这是淬过火的狠角色。他是那种对抗型的性格,让我产生不了亲切感。彭老师和我,就很有眼缘,一见如故。
第二天,我乖乖去补课,虽然对暑假要补课,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他站在讲台边讲课,手里夹着一支粉笔在挥舞,像夹着一支烟。
“你迟到三分钟。”
他停止讲话,给我造成足够的压迫感。我解释说:“家里没闹钟。”然后往后排走去,他叫住我,说:“来,给你一个作文题目,限你两节课内完成。”
我有些愤怒,但随之涌起万丈豪气:“不用,一节课交给你。”
他竖起大拇指:“好,有魄力。”
他嘴角有白沫。我到坐位上坐下。他写三个字,占据了半个黑板:满招损。加书名号时,粉笔唧唧喳喳很响亮。
“这是给你一个人的题目。”
“好,我按时完成。”
他在上课,我埋头写作文。引经据典,旁敲侧击。那一刻异常兴奋,文思泉涌。我避开锋芒,在谦受益上下功夫。边写边自我陶醉,或许我是一个竞技型选手,只是没被挖掘而已。
下课了,我踩着铃声交给老师。我平时的性格很软和,但面对别人的鄙视,却越战越勇。他很高兴,似乎为能驯服我而欣慰。同学们围着我像看西洋镜。我不知道我的形象,会演变到这个程度。
十分钟过去,我忐忑不安进入教室,老师以梅花鹿般纯良的眼光,一路迎接我,然后又一路目送我坐下,后半程是我的感觉,人有潜意识,只是没被开发出来。我脊梁骨有触感,能感觉到他目光的炽热。
他以开放式的朗诵法,语气上扬,朗读我的作文。并且夹叙夹议,加点评足足十五分钟。显然他很满意,否则以他吝啬的性格,绝对不会为一篇作文,如此表扬人。他满意的是我的配合。
下课后,他端着浆糊瓶,在走廊上,把十二张作文纸,一张张端端正正,贴在墙壁上,然后回教室拿红墨水笔,去墙上画个长框。装饰完墙壁,他很满意,啧啧出声,似乎觉得自己过来接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那是我黯淡人生的高光时节。
之后的时间,乏善可陈。我没有更明显的进步,他也没有给予我更多的关怀,这过程,只不过是为彭张老师的衔接,做一次切割。我的数理化英语,依然不及格。语文,尤其是作文,在同学中遥遥领先。张老师划出的红框,一直是我的自留地。
我很少去张老师那里套近乎。我木讷,腼腆,害羞,自卑。见老师就说不出话,别管是哪一门功课的老师。屡战屡败的成绩,让我度日如年,我真的听不懂。只有作文课,使我痉挛,兴奋,幸福。其他每节课,包括摸底考试,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掐着时间,祈祷分分秒秒尽快过去,回去好看我的闲书。我的考试,又将铩羽而归。
去张老师那边的,基本上是女同学。他很有异性缘,侃侃而谈,永远正确的观点和个性,非常吸引情窦初开的女生。在同学心目中,他的宿舍就是神殿,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高不可攀。甚至就连稳重的班主任赵建老师,也时常对他露出少女般的羞涩。晚自修时,班主席命我去张老师的宿舍,拿回批改好的作文簿。她是这样酸溜溜跟我说的:“去你的语文老师那里,把我们的作文簿拿回来。”
我轰隆隆走过震动的木楼板走廊,迈进单身汉的房间。我比较单纯,没来得及细想,后知后觉,他是大家的老师,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师。
门虚掩着,房间里光线昏暗,充满新鲜汗味和变馊汗味,荷尔蒙十足,夹杂着浓重烟草味。房间还算清洁,但堆积如山的书和本子,过多占据空间,便使住宿功能演变为办公功能。房间用条灰色门帘隔开。在外间,我看见挂在墙钉上的草帽。平时更替草帽的呢帽,则在桌子上搁着。天气变冷,张老师有时也会戴呢帽,那种高高的黑呢帽。
宿舍没有看见他,也没有找到我们的作文簿。我便掀起灰色门帘,我发现,他正两条胳膊支在桌上,站着看作文,没戴老花镜。听见声响,他转过头来。我大吃一惊,他额头正中央,一边刺着蛇字,一边刺着神字。字迹已经暗淡,但勉强能够辨认。他虎目圆睁如铜铃,厉声训斥我:“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至今他对我说过最重的话,声音是从喉管喷发出来的。班主席和张老师,显然没有衔接好。我是否踩入一个陷阱?我张嘴结舌,被变故搞得晕头转向。我不知道会遭遇如此强烈的暴击。在后文革年代,一位教师,额头刻着这样的字样,居然能够登堂入室,进入高中学府,教书育人。
这是我一刹那的思想觉悟,毕竟我是前警察的儿子,受过几年革命教育。我的少年时光,过得一点也不天真浪漫。我家一再遭遇变故,父亲解放前参加游击纵队,转业到公安,当所长、特派员。后来退职,创办九间药店,和公立医院因市场份额发生冲突,据理力争被捕入狱,后被拉到我初中操场上,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名,判刑九年。他们把判决书贴到我家墙上,我们不敢去撕,逆来顺受,在布告下低头进出,一直等到被阳光风雨剥蚀,褪色,脱离。
初中两年,我抄写了两百多封信,贴上八分邮票,给中央到县级党政司法部门寄诉状,直至把父亲救出来,恢复待遇、名誉、党籍,但他的健康已濒临崩溃边缘。如果说,我有点让老师欣赏的写作能力,就是这样字字血、声声泪,练出来的。九岁开始经历如此变故的我,没有要好的朋友,心态比同学老上十几岁不止,我感觉我身体里藏着一个衰老的灵魂。以至于十几年后,我的准岳父,一个海员,休假回来第一次看见我时,感慨万千,这哪是年轻人,完全就是个小老头。
而现在,我终于领悟,张老师为何自始至终,戴着草帽或呢帽。即便做运动,即便与师生拍合影。他应邀坐在前排,也始终没有摘下草帽,帽子那么突兀地显现在照片上,很有可能流芳百世,在保存良好的前提下。
我转身想跑。我担心暴尸当下,害怕我细如麻杆的脖子,被从后边一把折断,我相信以他苍劲有力的胳膊,实施这场杀戮易如反掌。说不定还要毁尸灭迹。我想冲出去举报。在我跨出门框前,他如苍老了十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坐下吧,你听我解释。”
我停下脚步,如木偶似地转过身来,但我垂下眼睛,不敢面对他,我能想象他的凶神恶煞。他让我坐到单人床上,我宁愿站着。他在光头上摩挲几下,干燥的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他艰难地说:“对你说这些,到底有没有必要……我年轻时走错了路。当时,我算我们村世世代代,最有出息的人。我考取县中,又怀着满腔热血,去考黄埔军校。一切都很顺利。我和出色的女同学结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强悍能干。我热衷仕途,要成为将军、元帅,做站在前排的人,不肯服输。一时上头,给我带来灭顶之灾。而当时,我却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这才知道,同学心目中,这尊曾经光芒万丈的神,原来老家离我们不远。许多东西只可远观不可近亵。我竟有些失望。
他叹气道:“我是军校在大陆最后一届学生,还没来得及上前线认真打仗,高官就跑台湾去了。我在战场上被俘,作为投诚士兵,如果我懂得变通,生活境遇可能稍微好上一点。以我的文化程度,可以在部队当兵,也可以去军校当教师。反右时,我又因多嘴成为运动员,被关进劳改农场服刑,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刑期。刑满回家,我从父母的荣光,成为家族的耻辱。妻子一直想离婚,但没离成。我出来了,她还关在里边。”
我想,原来有过如此经历。即使当年侥幸逃到台湾,这么固执的人,也过不上好日子。
他发出呵呵两声苦笑,自我解嘲:“一介书生,投笔从戎,身无长物,幸亏新社会还能容人,只要勤奋肯干。我认识几个字,才得以谋生糊口。我慢慢有了名气,在县中代课,校长很欣赏我,而我也需要巴结人才能活下去,和他处得不错。能说会道的人,在哪里都惹眼,但百姓都晓得说,风头霉头两隔壁。文革时,我被红卫兵拉上台,和校长同台批斗。激进的小将,在校长和我额头,刻上牛鬼蛇神四字。他是牛鬼,我是蛇神。校长受不了折磨,悬梁自杀。我却苟且偷生,我得等我妻子出来,才能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去码头扛过麻包,拉过板车,大轮子那种,装满麻包压过石板路,会隆隆作响的那种宽轮大车。也是临时工。”
我点头,表示见过那种情景。我想象他拉板车的样子,看来胳膊上的腱子肉,就是这么来的。我外婆家后院,我的小伙伴阿奇,一家五口都是县搬运公司的,国营编制,道都是横着走的。我的思维跳回他额头的字,讷讷地说:“难怪,你从不摘帽子。”
“是啊,我担心吓着别人,担心出事。在本地,除了我家人外,你是第一个看见这两字的人。”
何其荣幸。
“后来,我接到监狱来信通知,去领我妻子的骸骨。一年前,她已在里边去世。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我的等待盼望都落空。终于到可以领骸骨的时候了。经过审批我出了地区,隔山过水,来到劳改农场,标志已经很模糊,政府同志凭着记忆,带我去山坡看墓地,指给我看我妻子埋的地方,前面插一块木牌,表示这里埋着的谁谁。一段时间里,饿死病死自杀的,都埋在相近的地方。我挖开土坟,很快认出她来,她人高马大,骸骨也特别粗大。我蹲在那里起不来,哭了很久。政府同志看我哭一阵子,也陪着,说天快黑了,下班了,劝我收拾离开。我随身带去一只增产肥皂的包装箱,木头的,外边很粗糙,一不小心,就会被毛刺割手。我用麻绳捆好木箱,拿旧被单当包袱皮包好,肩在背后扛回来。回家途中,上车下船,我都轻声提醒,到海口了,到潮坡了,一路呼唤她的灵魂,寸步不离跟上我的行程。她被埋在张家祖坟,也算叶落归根。她死了,我不能死,我要替她一起活,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我看着他乌紫的嘴唇。他说:“我没有编制,只能到处代课。教出的学生成绩再好,也转不了正。履历表上的备注,就能把我打入冷宫,一直是监督使用人员。乡下城里,我不停在各校和民办培训班之间转来转去,只要稍微暴露,就要离开课堂。”
他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亮。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种凭空说出大天来的人。他有倾诉的欲望,好不容易逮到听讲的人。他沙哑的嗓子,描述出一副苍凉的感觉,我被深深震慑。我这人特别心软,见不得人伤心,看他红着眼圈,便打岔道:“你额头的字,有没有办法去除?”
“目前好像还没有。”
“打算去除吗?”
“当然。这是我心头的痛。本地医院,估计还没办法。我是监督居住人员,去不了县外。”
“我们校长知道这事吗?”家里不多的藏书,至少已读过十遍。我站在三楼窗边,看着火辣辣的白地发呆。有人敲门。我扑通扑通跑下楼梯,打开门,一个男人低着头,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顶草帽。
“你找谁?”
“我找你。”
他抬起头,是张陌生的脸,五官周正,鼻梁挺直,唇角紧闭,给人一副刚毅的印象。他身材精壮如肥皂,此刻正打算推门不请自进。我不想放生人进来,侧身拦住他:“你是谁?”
“我叫张衡,是你老师。”
“可我不认识你。”
“我教你高二语文,是今年刚来的老师。听说你很骄傲,特地上门拜访你,亲身体会一下,看你骄傲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对我很好的彭老师,摇头晃脑用方言普及唐诗宋词,善良到被学生欺负的老先生,退休了。
“你误会了,我一点都不骄傲。”
到了三楼,我把他让到椅子上坐,自己坐在床杠上。想了想,我又跑下楼去,给他烧水泡茶。上来时,令我奇怪的是,在室内这么久,他依然戴着那顶草帽。我看到他站在窗边,嘴角紧闭,凝神察看楼下的农村景色,米黄色东方绸香港衫在风中纷飞。
“你家很有想法,四面开窗,八方来风。”
“是我爸懒惰,希望以风扫地。”
“看来你爸大有名士之风,超脱。”
我没接话,不讨论我爸有没有名士风。我问:“张老师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学校请我过来,教你们语文,我就突击培训。恢复高考第三年,你们有很多机遇。全班同学,就差你一个人没到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是抗拒我吗?”
“我没什么看法,更没有抗拒你。没人联系我而已,我和同学没有交往。”
他不再纠缠,换了个话题:“你对语文怎么想?”
“没怎么想,我没什么头脑。”
他大笑,又戛然而止:“有意思,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自己没头脑的,别的学生,只想对我表现出他们如何有头脑。”
“好吧,我比较傻。”
“作为农村高中生,你要跳过龙门,才能改变命运,否则你只能到点结婚,或在门口摆个小摊度日。”
早婚是不可能早婚的,那太遥远。
“我说自己没头脑,是有原因的,我偏科太厉害,王老师,池老师,林老师,李老师,没一个人不说自己能教好我,最后他们都失望放弃,我是他们教育生涯的败笔。”
他再次放声大笑,又很快收声,他是个外表爽朗的人,但显然心情阴郁。在他收敛笑容时,我看见他眼角的阴鹜,让我望而生畏。凭我有限的阅历,我判断,这是淬过火的狠角色。他是那种对抗型的性格,让我产生不了亲切感。彭老师和我,就很有眼缘,一见如故。
第二天,我乖乖去补课,虽然对暑假要补课,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他站在讲台边讲课,手里夹着一支粉笔在挥舞,像夹着一支烟。
“你迟到三分钟。”
他停止讲话,给我造成足够的压迫感。我解释说:“家里没闹钟。”然后往后排走去,他叫住我,说:“来,给你一个作文题目,限你两节课内完成。”
我有些愤怒,但随之涌起万丈豪气:“不用,一节课交给你。”
他竖起大拇指:“好,有魄力。”
他嘴角有白沫。我到坐位上坐下。他写三个字,占据了半个黑板:满招损。加书名号时,粉笔唧唧喳喳很响亮。
“这是给你一个人的题目。”
“好,我按时完成。”
他在上课,我埋头写作文。引经据典,旁敲侧击。那一刻异常兴奋,文思泉涌。我避开锋芒,在谦受益上下功夫。边写边自我陶醉,或许我是一个竞技型选手,只是没被挖掘而已。
下课了,我踩着铃声交给老师。我平时的性格很软和,但面对别人的鄙视,却越战越勇。他很高兴,似乎为能驯服我而欣慰。同学们围着我像看西洋镜。我不知道我的形象,会演变到这个程度。
十分钟过去,我忐忑不安进入教室,老师以梅花鹿般纯良的眼光,一路迎接我,然后又一路目送我坐下,后半程是我的感觉,人有潜意识,只是没被开发出来。我脊梁骨有触感,能感觉到他目光的炽热。
他以开放式的朗诵法,语气上扬,朗读我的作文。并且夹叙夹议,加点评足足十五分钟。显然他很满意,否则以他吝啬的性格,绝对不会为一篇作文,如此表扬人。他满意的是我的配合。
下课后,他端着浆糊瓶,在走廊上,把十二张作文纸,一张张端端正正,贴在墙壁上,然后回教室拿红墨水笔,去墙上画个长框。装饰完墙壁,他很满意,啧啧出声,似乎觉得自己过来接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那是我黯淡人生的高光时节。
之后的时间,乏善可陈。我没有更明显的进步,他也没有给予我更多的关怀,这过程,只不过是为彭张老师的衔接,做一次切割。我的数理化英语,依然不及格。语文,尤其是作文,在同学中遥遥领先。张老师划出的红框,一直是我的自留地。
我很少去张老师那里套近乎。我木讷,腼腆,害羞,自卑。见老师就说不出话,别管是哪一门功课的老师。屡战屡败的成绩,让我度日如年,我真的听不懂。只有作文课,使我痉挛,兴奋,幸福。其他每节课,包括摸底考试,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掐着时间,祈祷分分秒秒尽快过去,回去好看我的闲书。我的考试,又将铩羽而归。
去张老师那边的,基本上是女同学。他很有异性缘,侃侃而谈,永远正确的观点和个性,非常吸引情窦初开的女生。在同学心目中,他的宿舍就是神殿,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高不可攀。甚至就连稳重的班主任赵建老师,也时常对他露出少女般的羞涩。晚自修时,班主席命我去张老师的宿舍,拿回批改好的作文簿。她是这样酸溜溜跟我说的:“去你的语文老师那里,把我们的作文簿拿回来。”
我轰隆隆走过震动的木楼板走廊,迈进单身汉的房间。我比较单纯,没来得及细想,后知后觉,他是大家的老师,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师。
门虚掩着,房间里光线昏暗,充满新鲜汗味和变馊汗味,荷尔蒙十足,夹杂着浓重烟草味。房间还算清洁,但堆积如山的书和本子,过多占据空间,便使住宿功能演变为办公功能。房间用条灰色门帘隔开。在外间,我看见挂在墙钉上的草帽。平时更替草帽的呢帽,则在桌子上搁着。天气变冷,张老师有时也会戴呢帽,那种高高的黑呢帽。
宿舍没有看见他,也没有找到我们的作文簿。我便掀起灰色门帘,我发现,他正两条胳膊支在桌上,站着看作文,没戴老花镜。听见声响,他转过头来。我大吃一惊,他额头正中央,一边刺着蛇字,一边刺着神字。字迹已经暗淡,但勉强能够辨认。他虎目圆睁如铜铃,厉声训斥我:“谁让你进来的!”
这是至今他对我说过最重的话,声音是从喉管喷发出来的。班主席和张老师,显然没有衔接好。我是否踩入一个陷阱?我张嘴结舌,被变故搞得晕头转向。我不知道会遭遇如此强烈的暴击。在后文革年代,一位教师,额头刻着这样的字样,居然能够登堂入室,进入高中学府,教书育人。
这是我一刹那的思想觉悟,毕竟我是前警察的儿子,受过几年革命教育。我的少年时光,过得一点也不天真浪漫。我家一再遭遇变故,父亲解放前参加游击纵队,转业到公安,当所长、特派员。后来退职,创办九间药店,和公立医院因市场份额发生冲突,据理力争被捕入狱,后被拉到我初中操场上,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名,判刑九年。他们把判决书贴到我家墙上,我们不敢去撕,逆来顺受,在布告下低头进出,一直等到被阳光风雨剥蚀,褪色,脱离。
初中两年,我抄写了两百多封信,贴上八分邮票,给中央到县级党政司法部门寄诉状,直至把父亲救出来,恢复待遇、名誉、党籍,但他的健康已濒临崩溃边缘。如果说,我有点让老师欣赏的写作能力,就是这样字字血、声声泪,练出来的。九岁开始经历如此变故的我,没有要好的朋友,心态比同学老上十几岁不止,我感觉我身体里藏着一个衰老的灵魂。以至于十几年后,我的准岳父,一个海员,休假回来第一次看见我时,感慨万千,这哪是年轻人,完全就是个小老头。
而现在,我终于领悟,张老师为何自始至终,戴着草帽或呢帽。即便做运动,即便与师生拍合影。他应邀坐在前排,也始终没有摘下草帽,帽子那么突兀地显现在照片上,很有可能流芳百世,在保存良好的前提下。
我转身想跑。我担心暴尸当下,害怕我细如麻杆的脖子,被从后边一把折断,我相信以他苍劲有力的胳膊,实施这场杀戮易如反掌。说不定还要毁尸灭迹。我想冲出去举报。在我跨出门框前,他如苍老了十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坐下吧,你听我解释。”
我停下脚步,如木偶似地转过身来,但我垂下眼睛,不敢面对他,我能想象他的凶神恶煞。他让我坐到单人床上,我宁愿站着。他在光头上摩挲几下,干燥的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他艰难地说:“对你说这些,到底有没有必要……我年轻时走错了路。当时,我算我们村世世代代,最有出息的人。我考取县中,又怀着满腔热血,去考黄埔军校。一切都很顺利。我和出色的女同学结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强悍能干。我热衷仕途,要成为将军、元帅,做站在前排的人,不肯服输。一时上头,给我带来灭顶之灾。而当时,我却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这才知道,同学心目中,这尊曾经光芒万丈的神,原来老家离我们不远。许多东西只可远观不可近亵。我竟有些失望。
他叹气道:“我是军校在大陆最后一届学生,还没来得及上前线认真打仗,高官就跑台湾去了。我在战场上被俘,作为投诚士兵,如果我懂得变通,生活境遇可能稍微好上一点。以我的文化程度,可以在部队当兵,也可以去军校当教师。反右时,我又因多嘴成为运动员,被关进劳改农场服刑,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刑期。刑满回家,我从父母的荣光,成为家族的耻辱。妻子一直想离婚,但没离成。我出来了,她还关在里边。”
我想,原来有过如此经历。即使当年侥幸逃到台湾,这么固执的人,也过不上好日子。
他发出呵呵两声苦笑,自我解嘲:“一介书生,投笔从戎,身无长物,幸亏新社会还能容人,只要勤奋肯干。我认识几个字,才得以谋生糊口。我慢慢有了名气,在县中代课,校长很欣赏我,而我也需要巴结人才能活下去,和他处得不错。能说会道的人,在哪里都惹眼,但百姓都晓得说,风头霉头两隔壁。文革时,我被红卫兵拉上台,和校长同台批斗。激进的小将,在校长和我额头,刻上牛鬼蛇神四字。他是牛鬼,我是蛇神。校长受不了折磨,悬梁自杀。我却苟且偷生,我得等我妻子出来,才能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去码头扛过麻包,拉过板车,大轮子那种,装满麻包压过石板路,会隆隆作响的那种宽轮大车。也是临时工。”
我点头,表示见过那种情景。我想象他拉板车的样子,看来胳膊上的腱子肉,就是这么来的。我外婆家后院,我的小伙伴阿奇,一家五口都是县搬运公司的,国营编制,道都是横着走的。我的思维跳回他额头的字,讷讷地说:“难怪,你从不摘帽子。”
“是啊,我担心吓着别人,担心出事。在本地,除了我家人外,你是第一个看见这两字的人。”
何其荣幸。
“后来,我接到监狱来信通知,去领我妻子的骸骨。一年前,她已在里边去世。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我的等待盼望都落空。终于到可以领骸骨的时候了。经过审批我出了地区,隔山过水,来到劳改农场,标志已经很模糊,政府同志凭着记忆,带我去山坡看墓地,指给我看我妻子埋的地方,前面插一块木牌,表示这里埋着的谁谁。一段时间里,饿死病死自杀的,都埋在相近的地方。我挖开土坟,很快认出她来,她人高马大,骸骨也特别粗大。我蹲在那里起不来,哭了很久。政府同志看我哭一阵子,也陪着,说天快黑了,下班了,劝我收拾离开。我随身带去一只增产肥皂的包装箱,木头的,外边很粗糙,一不小心,就会被毛刺割手。我用麻绳捆好木箱,拿旧被单当包袱皮包好,肩在背后扛回来。回家途中,上车下船,我都轻声提醒,到海口了,到潮坡了,一路呼唤她的灵魂,寸步不离跟上我的行程。她被埋在张家祖坟,也算叶落归根。她死了,我不能死,我要替她一起活,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我看着他乌紫的嘴唇。他说:“我没有编制,只能到处代课。教出的学生成绩再好,也转不了正。履历表上的备注,就能把我打入冷宫,一直是监督使用人员。乡下城里,我不停在各校和民办培训班之间转来转去,只要稍微暴露,就要离开课堂。”
他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亮。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种凭空说出大天来的人。他有倾诉的欲望,好不容易逮到听讲的人。他沙哑的嗓子,描述出一副苍凉的感觉,我被深深震慑。我这人特别心软,见不得人伤心,看他红着眼圈,便打岔道:“你额头的字,有没有办法去除?”
“目前好像还没有。”
“打算去除吗?”
“当然。这是我心头的痛。本地医院,估计还没办法。我是监督居住人员,去不了县外。”
“我们校长知道这事吗?”
“知道我的历史,可能不知道额上的字。”
他声音很苦涩,还是劈里啪啦说话。房间很大,门开着,走廊很空,过堂风发出呜呜响声。他像要压住这个声音,不断倾诉。他和风也要较劲。想起我沉默寡言的父亲,每天说不到两句话。而张老师却很会表达。一个习惯把事埋在心里,一个能够滔滔不绝说出来。但他们之间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活得特别累,像负重的老牛,喘不过气。我忽然同情心大起,打算力所能及帮帮他:“我伯伯是医生,可惜是消化科专业,过年回来,我问问他吧?”
他眼睛一下亮起来:“好啊,什么时候见见。”
这次交谈,让我有不堪承受之重。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日子照样过,课照样上。外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表面上始终没有太多显露。只是我感觉到,他眉心的皱纹更深。在上海做消化科医生的伯伯,过年回来时,我告诉他张老师的问题。他沉吟道:“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张老师有时间,可以见面商量一下。我再回上海帮忙打听,有没有好的方法。”
怕人多嘴杂,伯伯和他,在下塘头僻静处见面,我负责站岗放哨。我的机警,为他们的会面,增添地下党接头的意味。在灿烂的阳光下,张老师摘下他的帽子,神情仿佛还有点腼腆,看上去,不再那么凶神恶煞了。他异常苍白的额头,如剥壳的鸡蛋一样娇嫩,有几根青筋,在皮肤下隐隐跳动。乔医生研究过他额头的字,虽然心里也有些忐忑,但毕竟是大城市医生,见过世面,他清了一下嗓子:“本来我不想揽事,乔休求我帮忙,我来想办法吧。我有要好的皮肤科朋友,让他请假过来,给你在区医院,安排做个手术。问题应该不大。”
张老师像等待审判,听见结果喜出望外,眼里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眼神,在几种表情中,可以如此无缝切换。他对我这个学生的态度,也表现得过分亲昵。或许做给我伯伯看,表示彼此相当近乎。听我伯伯说话时,他特意耸起肩膀,笑容里透出一丝辛酸。我觉得他反应过当。见我盯着他看,他又赶紧牵动肌肉,露出八颗牙冲我发笑,唯恐我不爽似的。但我来不及消化他的热情,也没及时呼应他的笑,他就马上收起脸来,唯恐自己多错付几分。在再三再四扬手,目送我伯伯远去,已经不见影踪,他笑容里还带着一丝谄媚。我暗地叹气,谦卑、敏感,才是他的本真。课堂上的自信和骄傲,都不过是职业化伪装,活得多累。
我发现张老师活跃许多,课堂上妙语连珠,口若悬河。他的眼光更多地关照到我,这令我惶恐惊栗,我不习惯站到聚光灯下。班主席特别敏感,她的眼睛,时不时在我和张老师身上打转,嘴角笑容意味深长。晚上班干部集中改考卷时,班主席脱口而出:“乔休作文又快满分。”
我在边上,佯装没听见她娇滴滴的声音,麻木地继续改卷。张老师轻咳一声:“这次作文普遍高分,我很满意。”
这算不算雅贿?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期待,和男同学也亲近很多。本来他对男生,存在本能的排斥,尤其是有身体接触的项目。他对运动邀请向来拒绝,居然同意参加露天篮球赛。生龙活虎,运球,长传,投篮。两分,三分。陶醉于女生的欢呼喝彩。乐极生悲,一阵大风刮来,他的草帽在风中脱落,他大吃一惊,赶紧去按草帽,草帽已经越跑越远。顽皮的风娃娃,捉弄着倒霉的家伙。现场一片安静,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那两个字,即使一时没有看见,也被边上的人交头接耳送信息,于是秘密众人皆知。看见操场上时隐时现的光头,弯下又站起,却始终追不上,那草帽异常活泼,蹁跹漫舞。我不由得加额叹息。
张老师的草帽,最终还是追上,不过握在学校书记手里。平时游荡在各走廊的周书记,保持着他的严肃谦和。他把草帽递给张老师,还冲张老师微笑一下,他是个礼贤下士的领导。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看见张老师额头的字。张老师故作镇定,感谢周书记,双方友好握手。他把帽子扣在头上,按了又按,用手背擦着汗,顺着过道,镇定地往宿舍走去,他心里可能慌得一批,连衣服放在篮球架下都忘记拿走。周书记意味深长地转身,盯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夹竹桃背后。
伯伯是个热心人,这一点我特别像他,这是家族基因遗传。他从上海写信过来,让我告诉张老师,皮肤科医生同意到小镇来,为张老师动手术,但需要这边区医院出具证明,表示邀请该医生过来讲学,做示范手术,以便万一出问题时,有个退路。上海名师来开诊做讲座,是小镇的光荣。但联系开证明这些事,该由张老师去操作才名副其实,我一个学生,师出无名。作为教师,他找家长办事不成问题。我这才想起,几天没看见张老师。
找不到张老师,去他的宿舍敲门,也无人应答。我问了赵老师,说张老师请事假。我想可能是心理问题。我到处打听,居然惊动我们班同学里,他的侄子侄女,说是奶奶去世了。跟了他们,我去他老宅找他,编造的理由是,我在上海的伯伯,有要紧事需要通知他。张老师的侄儿女没多想,应该是把他们的关联,归结于可能是老同学。我好奇地问起额头的字,他们搪塞几句,没有更多表露。
张家宅院很热闹。我一眼看见他的草帽。他眼睛炯炯有神,正与人交谈,处于亢奋状态。见到我,惊讶一闪而过,但马上加以掩饰。我想,他祭奠母亲时,应该需要摘下帽子。他站起来,走向我。我告诉他,我伯伯的消息。他问我:“信带来了吗?”
我抿紧嘴唇,过来时,我显然忘了这点,信上有对我家其他事项的谈论,虽然不大,但也秘不宜宣。我找理由搪塞:“你放心吧,我看得清楚。”
他表示同意,没进一步深究,我告别他出来。手术在半个月后进行。那天是周日,我向家里人说明,去医院候着。手术按时开展,门户忽开忽关,人员跑进跑出,处于紧张气氛中。事后我才知道,张老师是过敏体质,麻醉师缺乏临床操作,经验严重不足,手忙脚乱,差点出状况。我想象得出,张老师在手术台上,一惊一乍的样子。并非幸灾乐祸,况且这事与我有关。
张老师侥幸迈过鬼门关。他被推出来时,没有亲友迎候,我左顾右盼,我是唯一守望者。过后,皮肤科医生出来了,伯伯亲随其后,脸色苍白,还没从惊吓中挣脱。我问伯伯:“有事?”
他啼笑皆非:“没事了。”
他欲言又止,和小年轻说事,兴趣不大。他摆摆手,表示一边歇着去。在病房里,张老师始终处于酣睡中,两天两夜没醒过来,呼噜打得地动山摇。他是把缺的觉都补回来吗?伯伯心急如焚,和同事进进出出,观察动静。万一出事,那就是万劫不复,还连带害了要好同事。张老师耽误的功课,让隔壁班的黄老师代课。我在课堂上也心神不宁,抱怨自己多事,但愿没给伯伯和他同事揽祸。好不容易,张老师清醒过来了,已经一周过去。谢天谢地。
张老师总算回来上课了。同学们不清楚张老师去了哪里,但对他的回归还是相当期待的,他是个受欢迎的老师。这段时间,同学们的成绩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他也习惯了这里的氛围。而黥面一事,一时间,成为寝室卧谈的主要话题,大部分同学表示理解、同情。热爱古文的小学究,已经完成一篇篇议论文。小部分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也难免有教师原来嫉妒他的,现在有了鄙视的谈资,他的社会评价值,自然直线下降。
背后议论种种,对张老师的心情,似乎没有太大影响。他带着欢欣的情绪,脚步轻盈,哼着小曲进教室。表面上看,他的心态是坚强的,况且,有期待在前方等候。其间,他偶然拿下帽子,可见额头的方块白纱布,橡皮膏呈十字型粘住。而后几天,敷料改成单薄的橡皮膏,揭幕日近。他的喜悦与日俱增,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同学情绪深受感染,课堂天天欢声笑语。
半个月后,他不再拿下草帽,情绪一落千丈。四十分钟里,没有一丝笑意,一下课就走。学生蒙在鼓里,惊弓之鸟似的,担心殃及池鱼。我则深感不妙,难道出了意外的转折?没达到预期目的?疤痕比恶意字样的后果更甚?是周书记那日所见,东窗事发?但这与我无关,怎么怪罪于我,成年人的思维,不可理喻。
人的触觉很敏感。我发现他开始找茬,即使我数理化成绩垫底,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依然成为一次次攻击我的理由。他并非班主任,可以不管其他科目的成绩。我也的确没有恃才放旷,恃宠生骄,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把存在感降到最低,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胡思乱想,惶惶不可终日,明显惹马蜂窝了,我何其无辜。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想到升米恩斗米仇。我感觉他有针对性地寻衅,他和我钉头对铁头。难道我成了碍眼的存在,他要撵走我?是否他认为,如果不是我给了他希望,他韬光养晦,就不会有暴露的一天?但天可怜见,并非我毁他的希望。是风,是该死的风。
下课溜达时,我终于发现症结所在,学生宿舍墙外的广告栏,贴着一张通知,大意为,兹有外聘代课教师张衡,因违反有关校规,现予以辞退处理,勒令即日离校,云云。
我回到教室,见张老师靠着窗口贪婪吸烟。上课铃声响过,他掐着烟蒂,在窗台上,磳得星火风中纷飞。他手指带着书页颤抖,老烟嗓子很干涩:“同学们,今天讲述课外读本的《最后一课》,法国作家阿•都德的短篇小说,是我临时增加的。这也是我在本校上的最后一课。我们能走到一起,教学相长,是师生缘分,希望我们好说好散。你们长大成人后,要懂得道理,古诗讲得好,满招损,谦受益。”
又绕回来了,我怎么了?真过分。这就是俗话说的,猪儿娘死了怨糠吧。整节课我都惶恐,心神不宁,耳朵嗡嗡直响。黄昏了,肚子饿得要命,老师还在拖堂,我这人很奇怪,越紧张越饥饿,肚子叽里咕噜叫,我有低血糖。前排女生的长辫子,垂在我桌面拖来拖去,我下意识地把它折了一折,恍惚中这是一根大麻花。我一下子打个激灵,预感有事发生。偶然抬头看黑板,便触及他的微红眼睛,我赶紧伏在女生背后。越怕事越有事,他叫女生起来朗读。她发出一声尖叫,我才意识到,焦虑中,我用圆珠笔把她的长辫子,别在我的桌板洞孔里。小姑娘的头颅,承受了几十斤的负担,她痛哭流涕。张老师绷着脸,指头枪瞄着我,似有一条无形的钢丝,牵着我起来认错。
“你行为不端。”
我不敢抬头,他会怎样对待我?拍案叫骂?墙角罚站?拎到走廊外?我垂头丧气站起来。我已服输,他很欣慰,忘记叫女生朗读,让她安静下来,自己回头板书。不料课堂一阵哄笑,他转过头来,大家鸦雀无声。这就是墙倒众人推。他找不到目标,看同学眼神的焦点在我,认为我又作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把满腔烈火倾泻到我身上。他冲过来要拉我出去,他胳膊颤抖,气急败坏,蛮力很大,手指把我掐出青紫。我也心头火起,抠住课桌,和桌子成为联合体,他一时无法撼动,我和桌子六条脚在地面拖动,发出咕咕声响,一直挪动到走道上去。他又把我往里面凑,桌子和我,又一起移动进去。师生在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眼眶紧缩,我不能认输;他的心智已经崩溃,眼睛通红,忽然俯下身子,提起我的小腿,将我掀出窗口。在掉出窗外那一刻,我看见他的眼神,冷酷如冰,都没看我一眼,走向讲台继续上课。
疯了疯了。
我作自由落体,听见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剧烈运动毕竟罕见,同学被吓到,静悄悄地。靠窗坐的,有几个胆大点,想探头探脑,又不敢大声,压低了声音吼:“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我听见我心乱如捣鼓。我从地里爬起,拍打臀部的泥痕。张老师出现在窗口,探头往昏暗里看,亮了灯的教室传出朗读声: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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