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誉”与“一人之毁”(《人生琐谈》六十八)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汉孝文帝前四年,文帝召河东太守季布进京,准备提拔他为御史大夫。这时有人对文帝说,季布勇武好斗,是个酒鬼,不适宜在天子身边担任大臣。结果,季布进京一月,文帝未能任用,决定又让他回去。季布就此事向文帝进言说:我任职河东并没有什么功劳,陛下无故召我进京,这一定是有人在你面前推荐了我;今我被召来之后,没有授予新的职务就叫回去,这必然又有人在你面前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恐怕天下有识之士知道后,会对你说长道短呢!文帝无言可对,面有愧色,过了一会儿才掩饰说:“河东是我的重要一郡,我是特意召来见见你。”

汉孝文帝是西汉中早期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开创了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但是,他也有缺点,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凭一人之誉而取十,一人之毁而去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季布对他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这个缺点,使他压抑和埋没了一些人才。当时有名的“洛阳才子”贾谊,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治理汉朝政治和经济提出的一套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文帝本来打算让他任“公卿之位”,可是朝中那些嫉贤妒能的大臣谗毁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未加调查落实就信以为真,从此便和贾谊疏远起来,不用他的意见,把他调到一个小诸侯国长沙王那里做太傅去了。贾谊怀才不遇,抱负难展,只活了33岁,就郁郁不得志而死。

可见,以一人之誉、毁而决定对干部的取舍,是千万要不得的。一个干部同他周围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有时由于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同,掌握材料的多寡不同,人们对一个干部的认识和评论,就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如果个别人再杂以个人利害得失,欲其升者则扬长避短,极口称颂;欲其降者则扬短避长,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以无作有,就会得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以至相反的结论。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领导的不认真加以辨别,就会受到蒙蔽,难以做到知人善任。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误庸为贤,把缺德少才或并不称职的人委以高位;另一种是压抑贤能,埋没人才。这两种情况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

要打破以一人之誉、毁而取舍干部的片面性,重要办法就是深入调查研究,广听群众意见。使用干部时,不凭一面之词,不凭表面印象,要到干部所在单位做些调查,听听多数人的议论,掌握比较丰富的材料,然后量才使用。对少数人的议论和反映固然要听,而且应该虚心地听,但听了之后要加以调查分析,辩清是非真假,然后决定取舍。在这个问题上,比汉孝文帝早一百年的战国时代的齐威王倒比较聪明。齐威王在即墨和阿这两个地方各派了一名大夫:即墨大夫上任后,“毁言日至”,不少人说他的坏话;而阿大夫任职后,“誉言日至”,不时有赞扬之声。

可是齐威王并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了调查,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即墨的田野得到开辟,人民安居乐业;阿这个地方却是田野荒芜,人民饥饿贫困。为什么毁誉之词同事实差别如此之大呢?原来是阿大夫以重金收买了威王左右的人,让那些人吹捧他;而即墨大夫不愿意这样做,因此受到谗毁。查明情况,威王作了奖罚,封即墨大夫以万户之邑,对贿赂求誉的阿大夫及被收买者则论罪处罚。据历史记载,齐威王非常注意选用人才,珍惜干部,他把齐国几个有才能的重臣称为国家之宝。当时的齐国能成为战国七雄中较强的一个,同威王这种正确的干部政策,是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当前,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年轻干部。回顾历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尽快发掘和选用人才是有益的。人才在群众之中,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只有深入下去,广听群众意见,才能把他们发现和选拔出来。最近,各地一些单位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既要有积极热情的态度,又要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过去,往往有这种情况,当组织确定一个提拔对象时,不同意见就随之而起,毁誉皆有,而毁之者居多。

对这种情况,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加以分析。凡属有益的合理的意见则采纳之,诬蔑不实之词则摒弃之。如果经过考察,确属提拔不妥,当然应予更正;但如果选拔正确,就不能以“一人之毁”而动摇决心。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选出合格人才。总之,我们要做好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工作,不打破以“一人之誉”和“一人之毁”而取舍干部的框框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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