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辍,响彻梅城

这是我第三次到建德。赏不尽千岛湖的湖光山色,看不够三江口的浩渺烟波。这一次,我专为梅城而来。
  “天下梅花两朵半,北京一朵,南京一朵,严州半朵。”传说中有半朵梅花之称的梅城,因其旧城墙垛状若梅花而得名。它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至宋代更是达到鼎盛。“千车辚辚,百帆隐隐”,是当时的京畿重镇严州府所在地。如今的梅城,只是杭州建德市下辖的一个小镇。
  烟花三月,一个云淡风轻的艳阳天,我终于走进了梅城,踏上了古街的青石小路。这里的每一条里弄,每一座古宅,每一座牌坊,它们的一砖一瓦,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行走在府前街,好似在历史的时空里穿梭。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的状元坊;庄重典雅、气势恢宏的三元坊,皆令我流连不已。正当我沉浸在南宋状元方逢辰和明朝宰相商洛的传奇故事里,不期然与一栋古宅相遇了。
  这是一栋清朝末年的老房子。外形有些像教堂,里面却别有乾坤。除了门屋和正屋外,还有三合院和附房。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房屋虽然经过修葺,但依然掩不住岁月的沧桑。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民居。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与八十多年前的浙大西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蓦然看到“竺可桢旧居”几个字时,我有一瞬间的恍惚。竺可桢,他的故乡不是在绍兴么?他是世界级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写的科普文《大自然的语言》《哥白尼》,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他还有个身份,著名的教育家,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四大校长之一。
  当我看到另一个牌子,上书“浙江大学西迁建德办学旧址”,心里豁然开朗。这里就是当年竺可桢校长的住处,号称孙家大院,是物理系助教孙汭娘家的房子。
  走进院子,迎面是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西装革履,拄文明棍的先生。意气风发的神情里隐约有些忧戚和焦虑。我想他的原型就是竺可桢校长吧。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应该是他的助手。最后一排是一对知识分子模样的夫妻,妻子怀抱小孩,丈夫挎着行李。他们必定是教师的代表。没有任何文字介绍,我想它的名字应该叫《西迁路上》。
  浙江大学,不是在西湖之滨么?因何要搬到建德这个偏僻的小城呢?
  1937年9月,半壁河山已经沦陷。上海激战,杭州危在旦夕。往昔“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的盛景不再,人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偌大的杭城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竺可桢校长,为山河破碎而痛心疾首,也为浙大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忧郁而睿智的目光在地图上逡巡,突然聚焦在距离杭州一百多里的“西天目山”上。那里山高林密,环境清幽。谁会想到在晨钟暮鼓的禅寺,竟然藏着两百多名浙大的师生呢?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从9月27日正式上课,到11月底去建德与大部队汇合,浙大天目山临时办学点只存在了两个月,却在浙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是在这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扬帆起航,开创了中国大学导师制的先河,为日后浙江大学跻身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级有了落脚点,其它年级的学生又往哪里迁移?竺可桢明白,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西迁,堪比红军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搬去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只有去南方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办学。第一站,他选定了位于三江口的建德梅城。
  梅城,是一座山清水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千百年以来文风鼎盛。北宋范仲淹在此创办龙山书院,南宋教育家张南轩设丽泽书院,清代吴昌祚建文渊书院。竺校长选址于此,真是独具慧眼,用心良苦。
  1937年11月11日,浙大师生及家属,携带图书和仪器,分三批从杭州城外江干码头出发,沿钱塘江逆流而上,经过新安江到达三江口。15日,最后一艘载满师生的船只在建德城下大南门码头停靠,从巍峨的澄清门进入梅城。
  一路上,山高水长,有多少艰难,多少险阻,没有亲历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看过一篇文章,有这样一个细节。11月,正是水瘦山寒的季节。新安江两岸峰峦对峙,航道狭窄。不好,一艘船只搁浅了。船夫急得满头大汗,身上的棉衣也湿透了。此时,一个男老师一声令下:“男同学,跟我来!”他们跳入江水中,推的推,拉的拉,十几人齐心协力,才将船只拖到正常的航道。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我伫立在里屋的一面墙前,对着三幅浮雕看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场景。
  第一幅,码头上,船桅耸立,一艘艘满载师生的乌篷船整装待发。我仿佛看见,一艘船的缆绳已经解开,却迟迟没有离岸,似乎还在等人。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坐着黄包车,急匆匆地赶来,还带着几个大箱子。那是一位刚刚结婚的新娘,极不情愿离开杭州,但情势所迫,不得不跟着丈夫一家出发。她眼含热泪,告别父母亲人,踏上未知的前程。她舍不得娘家陪嫁的几大箱衣物,硬是求着夫君帮她带着。可惜的是,在后来的西迁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只好弃之而逃。
  第二幅画面的主体是一群民工。他们挑着装满物资的箩筐,急匆匆地赶路。也许是赶往船码头,也许是赶往城里某个地方。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们挑的是图书和仪器,也是一所大学的未来。竺可桢曾说过,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图书、设备。正因为如此,到建德的第二天,竺可桢发现有400余箱仪器和图书没能运到,心急如焚。亲自带了两辆车,十多名员工,连夜返回杭州,去找回那些图书和仪器。
  第三幅,是一个繁华的街头。是澄清门外的黄埔街吗?据在世的老人回忆,这条黄埔街曾会馆遍布,商铺林立。过往的商船在古大坝外停泊消费交易,使得这条街异常繁华。那个学生举着喇叭在讲什么?我想他一定在说,同学们,同胞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还我河山……
  梅城,一下子增加一千多名浙大师生和家属。读书声,声声入耳;谈笑声,此起彼伏。古城,变得拥挤起来,也变得更加繁华。没有集中办学的条件,只能因陋就简,化整为零。行政办公在府前街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
  清晨,朝阳初升,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师生们的身影。你看,两位中年教师,刚刚在黄埔街小吃店吃过建德豆腐包,带着一脸的满足,拎起公文包,急匆匆地往教学点赶去。他们是卢鹤绂和王淦昌吗?三五成群的学生,背着简易书包,出了中心小学的大门,一路欢声笑语,向着孔庙的方向走去。
  看报啦!看报啦!新出的《浙大日报》。傍晚,夕阳在山,古城氤氲在一片橘红色的霞光里。几位着校服,留短发的女学生,站在南城门,向来往的行人派发报纸。浙大人读书不忘抗战。他们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记录新闻消息,编辑整理,创办了《浙大日报》。每天出一期,在建德共铅印了20多期,受到广大师生和市民的欢迎。
  周末,古城更是热闹非凡。黄埔街,古城墙,府前街,到处人流如织。那不是苏步青教授吗?趁着周末,他和夫人一起带着孩子,到黄埔街上打牙祭呢。
  那不是谈家桢教授吗?他在一位学生的陪同下,健步登上澄清门城楼。俯瞰三江口,遥望南峰塔,不禁脱口吟诵:“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夫子的羁旅之思,撩拨起他的缕缕乡愁。
  竺校长也来了。暂时卸下沉重的公务,偷得浮生半日闲。爱好摄影的他,挎着从国外带回的照相机,徜徉在梅城的大街小巷。行至思范坊,见一群穿长袍的人匆匆而过,一条黑狗好奇地回头张望。他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现在成了一帧极具历史价值的艺术珍品。
  12月24日,杭州沦陷。就在这天,浙大撤离建德,向江西转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西迁的队伍,穿越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文军长征”史诗。
  漫漫10年西迁路,竺可桢率领浙大人筚路蓝缕,将一所地方院校,办成了全国四大名校之一。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从11月15日到12月24日,浙大在梅城只停留了40天,却把西迁第一站永远留在了梅城。在动荡不安的岁月,竺可桢率领浙大,艰苦创业,求实务新,弦歌不辍,给梅城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延续了古城千百年的文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如此,竺可桢亦是。
  辗转在“竺可桢旧居”,我仿佛听到八十多年前的那部弦歌,依然在梅城上空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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