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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岁月

每每回到营口老家,就觉得自己的年龄倒退了不少——因为和母亲在一起,因为和同学在一起,因为和婚前好友在一起,因为和老团干部在一起。于是,脑子里一下涌出许多想写的东西。
  1959年的冬天,在机关幼儿园小二班住长托的黑人得了急性肺炎,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医院,于是有了第一次打针的痛苦记忆,刻骨铭心。到了第二次打针的时候,不仅痛苦,而且恐惧,连哭带嚎,甚至用随地尿尿威胁家长,从此晕针晕血,至今每次体检抽血时都紧闭双眼。自从那次得了小儿急性肺炎,黑人就再没有去住长托的机关幼儿园。
  看《东方红》的时候,黑人正在红旗小学带着红领巾和三道杠,那时满眼满心都是鲜红的颜色:红日、红霞、红军、红花、红旗、红褂……那时候也特别喜欢红色,为红旗的一角而激动,为红色的后代而骄傲。直到那场红色的风暴渐渐演变成血雨腥风,这才对红色产生了恐惧,特别是有一天看见被打死的人趴在野坑里,周围的水一片暗红,心里害怕极了,只希望这场铺天盖地的大火赶紧熄灭——父母已经被烧,我们正在被烤,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觉得自己正站在红色阵营的对面,或者说已经红的发紫、发黑。记得当时写给爸爸的大字报里就有这么一句:当年红里透紫,如今紫里发黑。让人害怕的还有红卫兵、红袖标、红后代、红海洋乃至“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到了东方红中学以后,黑人最怕填写各种各样登记表,生怕人家知道爷爷是富农、姥爷是地主的黑色印记。这种红色恐惧症一直到父母被“解放”才渐渐消除。如今,红色恐怖的年代一去不复返,黑里透红的黑人还是喜欢红太阳、红牡丹、红头绳、红地毯,依然喜欢红色的歌曲,红色的舞蹈,红色的影视,红色的传记,尤其喜欢诞生于1964年国庆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年黑人刚好10岁。
  1964年,十岁的黑人刚刚从建设小学转到红旗小学不久,就在赵雪竹老师的带领下,排队走到东方红影剧院观看《女跳水队员》,对那碧水蓝天自由翱翔的红衣少女印象深刻。以后许多年才知道,《女跳水队员》的主演张克境本身就是跳水运动员,从此走上专业演员的成长道路,还知道她的爱人就是电视剧《我爱我家》老爷子的扮演者文兴宇(去世)。前两年黑人还去过湛江的国家跳水队训练基地,再次看到海燕一般自由翱翔在碧水蓝天之间的小小跳水队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一代又一代的体育爱好者,一代又一代的热情电影观众,生生不息,代代老去。看看镜头里接受采访的八旬老妪张克境,再看看镜子里一脸褶皱满头白发的黑人,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不管怎么说,《女跳水队员》中的张克境,还有《刘三姐》中的黄婉秋,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金迪……都是黑人青葱岁月中的第一抹嫣红。
  1966年夏天,黑人12 岁。因为跳级,很“幸运”的成为营口五中年龄最小的红卫兵。当时的中学里有四个年级,除了原来的三个年级,还有我们这些刚刚小升初的“小一年”。那年8月,中学生们开始革命大串联,起初不让“小一年”参加,后来勉强同意,条件是必须有高年级的学生带领才行。于是黑人再次成为幸运儿,同校三年级的邻居大姐小霞愿意带领我们去串联。更幸运的事还在后面,那天晚上我们刚刚进京,正在永定门体育场里高唱革命歌曲的时候,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已下发通知,停止全国红卫兵进京串联,于是我们也将是最后一批(第八次)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11月25日凌晨,我们从驻地新街口电影院出发,来到东长安街北侧的中山公园附近排好接受检阅的队伍。最前排是解放军,小个黑人与解放军之间只隔着一个小女生,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幸运,小霞姐姐个子高,远远的排在后面,大声叮嘱我注意安全。天气很冷,心情很热,从黑天到白天,我们一直在唱歌和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上午10点20分,队伍突然安静,激动人心的《东方红》乐曲声在长安街的上空奏响,毛主席的车队从东往西开了过来,向着我们开了过来!一台又一台的敞篷吉普车上除了毛主席,还有林彪,还有周恩来,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身着军装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却微微皱着眉头,时而右手抬到耳边。这一刻,十里长街顿时山呼海啸,“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铺天盖地,每个人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了看清毛主席,大家都往前挤,人浪汹涌像决堤的大潮。而后,毛主席的车队刚刚过去,解放军的拦截稍稍松动,我们这些站在前排的小个子就被后面的人扑倒在地。黑人的身下是哭声越来越弱的小女生,黑人的背后是压力越来越重的“大石头”,呼吸越来越困难,思维越来越模糊:完了……要死了……见到毛主席了……见不到妈妈爸爸了……再醒来时,黑人已经躺在车上,旁边是那个小女生一动不动,还有破涕为笑的小霞姐姐。知道这个时候黑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竟然是掏出抄大字报用的小笔记本,在扉页上歪歪扭扭的写到:1966年11月25号10点25分,我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小本子至今还留在黑人的书柜里,这段小故事被黑人写成散文《小霞》。后来听说在这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中有人被踩死,但愿不是黑人身下的那个小女生。
  后来我们从北京继续南下:郑州、武汉、长沙……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花钱,天冷了还发军大衣,就是哪哪都挤的要命,特别是在车上。后来黑人扎着军用皮带,斜挎着黄书包,把自己收拾的精精神神回到营口,可是一下车,臂上的红袖标便被人扯了下去:你爸是三反分子,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黑人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是1976年的冬天,整整十年,地覆天翻。毛主席静静的长眠在水晶棺中,耳边再没有山呼海啸和吵闹喧嚣。天安门依然站在那里,长安街依然躺在那里。如今,黑人的外孙已经12岁。
  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1970~1980),是黑人的校外读书年代,主要的内容是读马列、读毛著、读鲁迅,与身边的同学同事略有不同的是读鲁迅——读鲁迅的故事,读鲁迅的小说,读鲁迅的书信……但是,读的最多的还是鲁迅的杂文,不仅读,而且记,把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狠话”摘录成《鲁迅语录》,满满的抄了好几大本。后来学而致用,常在大批判稿里加上鲁迅的话,那时的批判武器中运用马列的话或者鲁迅的话,其轰动效应甚至大于毛主席语录,可能是毛主席语录用的太多了吧。后来也学着鲁迅写杂文,其实就是把大批判改做小评论,一事一议,边议边批,当时在《营口日报》上偶有黑人的小豆腐块,还因为鲁迅语录的使用和人家打过笔仗。后来把这些随笔杂谈之类的豆腐块文章编辑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文集《清明雪》,其中也有不少学习鲁迅的心得体会。由此看来,引领黑人走上文学之路的光辉旗帜便是《鲁迅语录》。不仅如此,黑人头脑里的“反骨”、语言中的“狠话”和性格中的“硬气”似乎都与鲁迅先生有关,也不知道应当感谢还是埋怨先生。总之,读鲁迅是一种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
  1975年,在团市委工作的黑人参加了市“斗批改”工作队,来到盖县红旗公社。当时的公社所在地就在哈大路边,除了黑人所在的公社总部外,工作队还有各个组下派到生产大队和社直单位,譬如蓝旗大队、文屯大队、公社机修厂等等。那时的工作队生活艰苦,几乎每顿都是壳多难咽的“金杂五”高粱米饭,还有全是密虫的清水煮白菜。实在吃不下去,就到供销社买罐臭豆腐,只要吃一口臭豆腐,便觉得其它的东西都不难吃了。当时,伙食条件比较好的是机修厂工作组,有个星期天,他们想方设法回市里买了点猪肉,用自己生的蒜苗,还有白菜,包了一顿数量有限的饺子。因为这个工作组里有两位团市委的同事,他们就把我偷偷喊了去,一进门看到他们正在和饺子馅,那叫一个香!谁知又有闻到香味的“馋猫”,接二连三的来了一大帮,狼多肉少,工作组长犯了难,最后还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会计有办法,抓起一大把精盐撒到饺子馅里……那顿饺子,不仅够吃,而且剩了。在红旗工作队的日子里,总盼着县里开会,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县招待所改善生活——夏天开会,吃的是大馒头、菠菜汤,碧绿的菠菜,雪白的肉片,就希望厨师的勺子多给捞点“干货”;冬天开会,吃的是大米饭、炖酸菜,先盛一碗酸菜,再夹上一大片五花肉,总是剩最后一口饭的时候,再吃那片肉。从县里回到公社,还要继续吃喂牲口的“金杂五”和漂密虫的白菜汤,不过这也比知青伙食强多了,他们要么吃不饱,要么没有菜,因此去老百姓家偷鸡摸狗也是常事。有段时间我们到知青点了解村干部迫害女知青的情况,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城市孩子每天干那么重的活却吃不饱、吃不好,心里很难受,就在过年的时候,找关系走后门,给青年点弄来一些大米白面和猪肉,包了一顿肉包子,还吃了一顿大米饭。结果,那包子刚刚出笼,就有男知青上去吐唾沫,于是把女知青不吃的那份也吃了。后来大米饭出锅的时候,又有男知青冲上去,狠狠的盛了满满一大碗,而女知青却是先盛半碗饭,吃完了再盛一大碗,待男知青再想盛饭时饭盆已经空了。由此看来,饥饿也能开发智慧。这就是当年黑人在红旗公社斗批改(如今已经记不住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了)工作队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今天,物是人非,再看哈大路边红旗(镇)大集的热闹场面和富庶景象:大鱼大肉大米白面,大吃大喝大快朵颐,知青没了,农民富了,屋里暖了,锅里满了……从偷偷摸摸吃饺子、埋埋汰太抢包子,到热热闹闹赶大集、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确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感谢奇鲁兄航拍抓拍的美片大片,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感慨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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