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的学习时光


  从入学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这个少年时光,我经历了被扭曲了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又经历了一些被扭曲了的人和事。徜徉在全民尊师重教,校园风清气正,人民幸福安康的新时代,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喜庆的日子里,萦绕在脑海中四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禁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一)
  为躲避饥荒,六十年代初,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远赴黑龙江省的安达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我在安达市郊的一所学校上了一年级。因房屋紧张,每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每个年级每天只能上半天课,要么是上午,要么是下午。班主任是一个温柔的女性,长着一双爱笑的眼睛,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她姓梁,叫什么名字我一直都不知道。梁老师既教语文,也教算术。因我是外地人,她耽心我听不懂东北的普通话而影响学习,就耐心地教我说普通话,并给我辅导功课。通过她的教育,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上升到了班级的前列,第一批就加入了少先队员。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仅仅在这一年戴了红领巾,其他年份就没有佩戴过。戴着红领巾活跃在校园里,觉得自己是一个荣耀的人。
  在这里,我不仅完成了课程所要求的算术及语文知识的学习,还在课余时间学会了简单的乘法,并且额外多认识了几百个字。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有很多老师都放松了对学生课本知识的讲授,而把精力转移到了引导学生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上。
  可梁老师只教我们学习书本知识,并不涉猎课外的政治内容。这一年时间的学习,是我从小学到初中所有在校期间获取知识最多、进步最快且心情也最快乐的时光。
  当我生病请假在家的时候,是梁老师带着东西,冒着严寒来看望我。看了梁老师,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我的记忆里,她是我所有学习生涯中第一个来家访,也是唯一一个来家访的老师。
  梁老师,您在哪里?我曾试图联系她,但因种种缘故,终究没能如愿。她的形象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上学的第二年,社会到处都在抓“盲流”,因在城里居住不下去,我们一家便迁到了城市附近的乡下。这里的老师是不怎么上课的,倒是经常给我们在操场上开会,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事迹报告,参与批斗“臭老九(老师)”,抑或是每人手里挑着一面小红旗,到村上挨家挨户地发传单。
  有一次,在谢姓女老师的带领下,当举着小红旗的队伍从我家门前经过时,谢姓老师说:“这家人才从外地来,家庭历史情况不清楚,不能发给传单。”听了她的话,同行的同学们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着我。像是在三九天被人浇了一瓢凉水,我的心真是凉透了。
  她把我们家庭看做是坏人啊!她为什么对我如此残忍?我想呼喊,想逃离这个麻木不仁的一群人,但在当时的氛围下,我没勇气做到,而只能无奈地吞下这枚苦果。
  我从心底里为这被扭曲了灵魂的老师祈祷:你讲点爱心吧,不要再这么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了。
  (二)
  在乡下,我所在的学校早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进行了“停课闹革命”。到后来,尽管“复课”了,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因不再学习文化课,而是天天学语录,学唱歌。于是,我就学会了许多语录和歌曲,直到现在还能熟练地背诵和歌唱。
  在课外,同一个生产队的小孩子们,也组织了宣传队。到了晚上,就成群结队地到社员家里演出。在演出的同时,还教社员们如何做好三请示三汇报(早中晚三顿饭之前要在主席画像前举行仪式),并教他们学习背诵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等。
  小学生称作“红小兵”,胳膊上带着一个写着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在老师的组织下,常在一起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在斗私批修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都要深刻检讨自己的私心杂念。没什么可说的,也要在灵魂深处深挖自己的私心杂念,这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或“灵魂深处闹革命”。因我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强,加上也确实没什么私字可说,发言就比别人少,认识的深刻程度也很肤浅。因此常引起老师的不满和批评。因挨了批评,个别同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或用晚上集合的机会,就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攻击我。
  小孩子们也学会了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想把我推进到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去,我心里常常是胆战心惊的。
  主席像章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老农好不容易得了一枚像章,因光着膀子没地方挂,就索性将像章上的别针扎进自己的胸脯上。老农的做法让人很敬佩。
  可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我用鸡毛毽子与别人换了一枚像章后,因身上只穿一个裤衩,就把像章挂到自己的裤衩上。这事被小伙伴们发现了,他们就报告给了学校。一脸胡子拉碴的谢姓老师便组织全班同学对我进行斗争。说我对主席不尊,是反革命行为。在那些日子里,我真像是丢了魂。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厕所里捡到了一枚主席像章,他兴致勃勃地将这枚像章交到了办公室,说是在厕所里捡到的。校长听了此事如五雷轰顶,他立即组织老师对全校学生进行排查。
  因曾发生过“裤衩”事件,排查过程中,我属于怀疑对象,成了第一个被“传唤”的人。虽没询问出什么结果,可我总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后来,又有人把像章事件捅到了上级,校长便遭遇了免除职务、在全公社各学校进行轮流批斗的处分。
  (三)
  六十年代末,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一家人就从安达返回了老家,我在本村学校的四年级继续读书。
  因为以前没学过除法,当遇到计算三角形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二的时候,我就稀里糊涂地往下做。做好的题目被老师一次次地在作业本上打个红叉叉退了回来。我被折腾的泪眼婆娑。同桌的孙庆田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就耐心地给我讲解,我才学会了除以二的算法。通过挙一反三,其他除法的计算,我也基本掌握了。
  四年级只上了一个月就开始放期限为一个月的麦忙假。由于麦忙假与暑假当中只相差几天时间,根据学校通知,麦假结束后就没到学校上课,而是到九月一日暑假结束后才正式到校上课。因小学改成五年制,开学后我就成了毕业班的学生。
  学习的课程除了语文、算术、政治外,更多的是学工、学农、学军。国家规定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主次关系恰恰颠倒了个。学文被放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
  平时的文化考试实行开卷。令人难以忘记的一位老师,叫孙夫腾,他特别痛恨开卷考试。有一次考数学,他拿着一叠试卷进入教室后,把试卷向空中一抛,说:“开卷考试了,这就是开卷考试。”一张试卷,大家一共做了三天,有拿回家找人做的,有相互抄袭的。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孙老师因开卷考试导致血压陡增而住进了医院。
  因为乡下条件限制,让学生到工厂学工是不可能的事。班级里就成立了木工组,理发组,花木修剪组及卫生组等几个小组。木工组负责为学生修理桌凳,修理门窗;理发组负责为学生理发;花木修剪组负责修剪学校花木及花木的浇水、除草;卫生组则负责学校院落和操场的卫生打扫。
  学校西南角有一块地,是专门供学生学农用的,劳动课每天都有。同学们或拿铁锨挖地,或抬着水桶浇水,或蹲在地里面拔草。因为我挖地不够平整,老师就手把手地教。并且说:“连地都挖不平整,将来回到农村怎么参加劳动?”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难道说我们上学就是为了回家种地吗?
  农忙时一个月要去生产队支农好几次。对劳动感兴趣的同学每逢去生产队劳动,都非常兴奋。常在出发前摇头晃脑地朗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到大田里冒着烈日帮生产队拾麦穗,拔稻秧,割油菜及做其他农活,中午每人只能享受一碗小米粥的待遇。因饥饿而偷吃麦粒或未成熟的豌豆角一类的庄稼,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
  在地头休息时,一位姓张的女老师对同学语重心长地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劳动,劳动就是受罪啊。”也就是回到学校没几天的时间,有人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张老师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宣扬劳动就是受罪的论调,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摇旗呐喊,是毒害青少年学生的大毒草。
  学校操场一角有两个高大的坟茔,课间的时候,学生们常在坟茔上嬉戏打闹。郑校长觉得坟茔是学生学军的好地方,于是在学军课上就带领学生以坟茔为碉堡,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由于在坟茔上跑来跑去,一个叫孙庆燕的学生从高高的坟头上栽了下来。他的脸被擦破了一块皮,脸上鲜血直流。
  此种情况下,郑校长非但毫不介意,而且还带领学生高唱歌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语录歌。
  孙庆燕的脸因学军被擦伤所留下的那片鲜红的印记,因颜色没有变过来,就永远地保留在了自己的脸颊上。
  (四)
  五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被评为“五好学生(德、智、体、美、劳)”。奖状就是一张主席画像,底部只盖了学校的一枚印章。
  小学毕业后,我的厄运随之降临。在盼望初中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等来的却是名落孙山的告知。为什么成绩优秀的学生会落榜?我想去死,但我又舍不得离开我的家人!
  因升学全部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人说了算,所以父亲和哥哥就找那人询问我没能升学的原因。那人说:“升学是推荐制,不按成绩。”哥哥说:“推荐又是什么条件呢?”那人便蛮横地说:“没什么条件,越是想上,就越不能让上。”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只能回到学校留级。当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学校报到时,发现自带的课桌没有了。这可是我们家里唯一的一张用来上学的桌子啊。我心急如焚地去找郑姓分管后勤的主任。是放假时他不让学生把课桌搬回家的,并且对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放假时课桌一律不准搬回家,丢了一根针,学校还你一个大梁头!”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一反常态地死不认账。我说:“你不是说丢一根针还一个大梁头的吗?”他恶狠狠地说:“谁说了?谁说了?还你大梁头,还还你个杈股子(房梁的支架)呢!”人们都喊他是“郑秃子”,是因为他头的顶部鲜有头发。可在我的心里,他岂止没有头发,他的灵魂也是一片空白。
  校长和班级老师都对课桌的事置若罔闻,父亲又没有勇气去学校理论。没课桌学习的痛苦只能由我自己忍受。我从家里拿来一条板凳,哀求着坐在同学课桌的桌头上上课和写作业。若不是因学习成绩好的话,趴人家的桌头也是件很难的事。
  对于课桌的事,后来打听到,在学生放假期间,大队组织社员经常在学校举行各种活动。有谈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有在一起跳“忠字舞”、大演大唱的,还有对四类分子召开批斗大会的。学生的课桌被搬来搬去,在校值日的老师又不敢制止。我的课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失的。
  终于迎来了毕业。当年,升学破天荒地取消了推荐制,而改按考试成绩录取制。考试是在公社中心小学进行的,我以全班总分数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本校二年制的初中“戴帽班”。进入初中以后,就不用自带课桌了,困扰我一年的课桌问题终于离我而去了。
  (五)
  一九七三年底,小学生黄帅因犯错误被老师批评而上书北京日报,随后又被转发至人民日报。她被称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反师道尊严的勇士,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彭老师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高中仅上了一年就到学校当老师。文化底子薄,加上他平时说话随心所欲,学生们对他就表现出一种傲慢。因他看不惯学校号召学生“反潮流”,看不惯学生对老师指手画脚的姿态,他就在班里发了一些牢骚:“美其名曰的反潮流,反什么潮流,反潮流就不要学习了吗?反潮流就不要尊重老师了吗?”
  彭老师“美其名曰反潮流”的话,被同学们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有的学生干脆把他平时在班上说的所有不合时宜的话统统整理出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到学校的宣传栏上。有一个范姓的女同学因在大字本上给老师提意见,不仅受到老师的表扬,而且还把她在大字本提意见的那页纸张贴到班级的学习专栏上,号召全班同学向她学习。
  一个杨姓的同学写大字报,要求我和其他同学在大字报下面签名。内容是反对尹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背诵作文选,对学生进行学习单元测试。说老师是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维护者。老师的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因我提出质疑并拒绝签字,他就伙同其他同学对我围攻。说我是封资修教育路线的俘虏,是地地道道的“小绵羊”。并且还说我读书目的不明确,是为了做官。我觉得委屈,却没地方倾诉。
  紧挨着学校居住的范姓人家的孩子,因我不让他抄写我的作业,便无端地与我发生肢体冲突。据此,他受到了黄老师的严厉批评。他觉得冤屈,就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他的母亲听了,像是遭遇了天大的不公。她手里拿着的煎饼还没来得及吃完,就怒气冲冲地找到正在上课的黄老师。她一边吃着煎饼,一边指着黄老师说:“现在时兴反潮流,你为什么用手指头指我的孩子?你想打死他啊?为什么你还说要打架就回家去打?你以为学校是你家的啊。学校是建在俺的地盘上的,开不开除学生,你说了不算。”说完了话,她就趾高气昂地一屁股坐在教室前面的凳子上,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教室里的学生。说尽好话的黄老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请来校长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六)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少年,而这时光若能够存在于一个美好时代的话,那人生将是圆满的。但是,我的少年时光却存在于一个动乱的年代,因而,我的少年时代是不圆满的,也是非常悲催的。
  结束了少年时光,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是国家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政策,给我提供了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又是高考补习班为我这个因推荐未曾上过高中的人,创造了难得的学习条件。
  我拥抱祖国的春天,我更向往着祖国绚丽多彩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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