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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


  姥爷早年离开家在外闯荡,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学习了文化知识和绘画技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蚌埠市某小学做了一名美术老师,直至退休。因为顶着一个右派的头衔,他每月工资只有五十块钱左右,所谓升迁和职称之类,大概也一直与他无缘。
  每年的假期,姥爷会抽空回到老家来。暑假也许不一定,但过年是一定要回来的。
  他每次回家,都捎带回很多东西。比如,送给小孩的玩具,给老人的点心,还有各式各样的烟花。这,不光给我们小孩子们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也给全村的男女老幼大年初一的上午带来一场狂欢的聚会。
  这烟花,一般是在饭场或村子中央的井台旁边燃放,周围挤满了看稀奇和凑热闹的村民。每燃放一颗,都招来众人的惊呼,大家一致抬头望天,寻找燃放后的遗留物。过一会儿,就会有哪个半橛子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大家宣称他找到了降落伞——从烟花里面弹射出去的小小的彩色纸伞。烟花的燃放时间,当然是晚上最好,但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挤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了。
  过年的时候,姥爷还有一项保留节目,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只要姥爷在家里过年,他一般都会在除夕亲自下厨,从置办菜品到亲自烹调,总要弄出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其中,糖醋鱼和米粉肉这两个菜,是他必做的,这也成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尤其是吃货老二最欢迎的节目了。
   有姥爷在家操办的春节,热闹,喜庆,充满乐趣。
  二弟是个馋鬼,成天嚷嚷着要吃肉。姥爷喜欢这样逗着他玩,“元,回来把你屁股上的肉割掉一块,放在锅里给你烀烀吃,好不好?只给你一个人吃,别人都不给。”傻乎乎的二弟只要听说有肉吃,自然是高兴的。当看到别人都在笑他时,就醒悟过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
  
   二
  姥爷平时不能回家的时候,偶尔会写信回来让姥姥到他那里去。我小的时候,一刻也离不开姥姥,就会随着一块儿去,所以我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蚌埠度过的。那里有姥爷工作和居住的学校,也有大姨和三姨的家,还有小莉、小俊、三毛以及红星、大卫那帮孩子们。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那里借读过一个学期的功课。
  姥爷的宿舍外面,劈出半间来,作为木工房。几个木工师傅成天不停地在里面推啊刨啊,敲敲打打的,不光修补一些坏了的课桌椅,还要制作一些所谓宣传道具。比如,最常见的那种木头制的步枪,可以供师生们排练、演出或军训使用。
  离木工房这么近,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成堆的刨花可是引燃煤球炉子的好材料,还有那些木头边角料剩下的小木块,方形的,楔形的,甚至圆柱形的,既可以做玩具,又可以涂上色,做绘画基础课的教具。所以,木工房的存在虽然带来了一些噪音和粉尘污染,但是也给姥爷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几分便利。
  姥爷所有的生活空间,就只有那一间二十几平方米大的屋子,既是卧室,又是饭厅客厅,还是他画画的工作间。小小一间房,具备了各种功能,因此也就显得有几分杂乱。为了省电,他平日里都仅点一只15瓦的白炽灯,只有在作画的时候,才通过转换开关,打开那只60瓦的大灯泡。那时候,他需要安静,我和小莉姐就不能随意地跑来跑去,只能在床里面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呆着。小莉把姥爷那些空的颜料盒子拿出来,一只一只地首尾相接在一起,摆成一长列,说那是火车,我们就推着那些颜料盒子在床上蜿蜒着行走……
  记得有一次刚到蚌埠的时候,姥爷正在画一幅毛主席的画像,那是在一张很大的硬白纸上面作画。姥爷始终小心翼翼地,不敢出任何一点差错,因为要画得非常非常像才可以。所以,他每次作画,都要打开那个很亮的灯泡,其他人也都不敢高声说话,不敢随意走动,气氛很肃穆。
  据姥爷说,曾经有个很有名气的画家,画了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彩色画像,挂在百货大楼的外墙上。后来,那幅画被别人发现有些地方画得不够准确,就说他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画家给抓了起来,受尽了各种折磨,后来还被人给打死了。听起来真的好恐怖啊!所以,不能出任何一点微小的差池,还不能不画。因为这是校方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完成才行。
  学校的大喇叭里成天高声播放着一些革命歌曲,时不时地,还会插播一条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三
  那个年代,学校教室的那些窗玻璃,随时都有可能被满怀革命豪情的红卫兵小将给砸了。因此教学楼的下面,经常就会有一些碎玻璃渣子,碎铁屑什么的。
   我和小莉姐经常去捡拾这些废品。在靠近学校院子西侧的墙角处,有一个垃圾堆,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修旧利废,勤俭节约,变废为宝,是那个时期所提倡的。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害处,也得到了姥爷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但是,我们一直得不到那些大块的铁一类的金属,因为捡拾废品的可不止我们两个,像样点的,甚至稍大点的硬纸片也早就不知所踪了。我们只能拾到一小段锈铁丝,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铁片之类的东西。往往几天下来,收获甚微,加上那些碎玻璃、废塑料、硬纸片,再加上姥爷平时画画用剩下来的颜料锡管,只要凑够十几斤。
   收拾好这些废品,姥爷会用一只旧纸箱子装了,捆好,再用一根棍子穿过去,让我和小莉姐抬着送到废品收购站去。
  我们抬着摇来晃去的装废品箱子,走得可不近呢!要经过百货大楼,穿越二马路,再通过一处铁路道口,废品收购站就在道口那边几十米远的地方。我们排着队等待废品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物品进行分类、过磅,接过卖来的钱,一般是几毛钱,多的时候有一块多钱,再循原路返回。
  我们每次都把卖废品的钱原封不动地交给姥爷,但有一次例外。那一次,小莉姐在一个卖五香蚕豆的小摊贩面前停下来,好像再也迈不开步子似的。最终她买了五分钱的蚕豆,分给我一半,我们把蚕豆放在手心里,站在街边,望着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慢慢将东西吃下去。那几颗蚕豆的香味儿,简直妙不可言。
   在此之前,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吃过那样美味的东西。
  
   四
  更多的时候,姥爷不是在作画,而是写美术字。学校出于宣传的目的,需要大量的美术字来做标语、对联,姥爷不光要写,还要动用美工刀、剪刀、浆糊之类,将那些红、绿、黄各色亮闪闪的彩色纸,剪出各种字的形状来。在此之前,要先用2H的铅笔,在上面打上字的轮廓线,类似于一个个的空心字。
   我在一边观察着,看得多了,就对空心字的写法产生出极大的兴趣,没事的时候,也一个人拿起铅笔,在一旁偷偷地进行练习。那段时期,我正在学校二年级的一个班里借读做插班生。在一次算术课的课间自习时候,我拿出铅笔,在作业本的空白处练起了空心字,一共写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那一次写得挺顺,也颇有些洋洋自得,很有几分夸耀的意思,就放在课桌的明显处。很快,便轻易地就被班长——那个各方面都几乎完美的小男生给看到了。
  正在这时,教算术的李老师走了进来。
  班长一把抓起我放在桌子上的作业本,举到李老师面前,以一种十分严重的强调语气说道:“老师,你看,你看!他在毛主席上面画小孩头!!”他的口型,就停留在最后一个头字的发音上,就那么一直撅着,似乎充满着阶级斗争的警惕与敏感神情,也一直关切地望着老师。
  李老师看了一眼作业本,转过头来,以一种冰冷戒备、充满敌意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抓起作业本,转身就夹在了自己的包里……下午放学以后,我回到姥爷的住处,还没来得及写作业呢,就见姥爷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门边,手里抓着一把塑料米尺,叫我到他的跟前去。
  我凭直觉知道出事了。
  姥爷让我伸出右手,他用左手抓住我的指尖,右手挥动尺子,在我的手心里“啪”的就是一下。“你在教室里写的什么?你说,以后还写不写了?”他声色俱厉,两只手因气愤而索索发抖,接着又用尺子在我的手掌心拍了两下。
  说实话,姥爷打得倒是一点都不疼,甚至都没有打红。可是,我却不争气地大声哭了起来:“我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写了!”让我泪流满面的,不是身体上的痛楚,而是姥爷脸上那付吓人的神情,是他脸上那种深深的焦虑、绝望和忧伤把我给震住了。哭着哭着,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地滋生出了仇恨的嫩芽,当时的我也许并不知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姥爷对我施行过的唯一一次体罚,更多的则是疼惜和关爱。
   一天晚上,姥爷用充满神秘而又兴奋的语气对我说道:“我们今天晚上吃螃海!”我果然听到进门处的一个瓷盆里,发出了抓爬的声音。揭开盖着的箅子,就看到有五六只大螃蟹正在里面蠢蠢欲动。
  螃蟹是放在箅子上蒸熟的。出锅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螃蟹都披上了一件红彤彤的外衣。姥爷认真而仔细地准备好吃螃蟹的佐料和工具,并向姥姥和我介绍说,以前的大户人家,吃螃蟹时还会有一套专门的工具,包括小叉子、小剪子、小锤子之类。我听了甚感惊奇。那时候,虽然市面上的螃蟹卖得很便宜,由于姥爷的工资比较低的缘故,还是偶尔才可以吃上一次。
  
   五
  童年时代的我,有过几次去蚌埠的经历,差不多每次都是和姥姥一块儿去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早就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边上,在那里等待进城的班车,恰在这时,爸爸收到了一封姥爷从蚌埠寄过来的信。
  他展开信纸,站在那里读了一遍,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信里边说些啥?”妈问他。爸爸把信的内容给她读了一遍,信的大意是说,姥爷最近刚刚生过一场感冒,身体很虚弱,右手还起了甲沟炎,整只手又肿又痛,连挤牙膏都很费事,怕照顾不过来,所以这一次,希望就姥姥一个人去。
   “小林就不要来了”,我得知了信里的这详情,立刻就闹着要回去,而且整张脸都开始发起烧来。本来,我想跟着去一个向往已久的繁华都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却忽然得知,那个地方的主人其实并不希望我去。瞬间,那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整个人仿佛都变得无地自容起来。见状,家人开始对我进行劝说,妈劝我,小姨也劝,说是没事的,真去也就去了。可我就是死活不听,觉得自己一点面子都没有了,无论如何闹着非要回去。
  怎么办?眼看车就要来了,爸忽然心生一计:“我来给他姥爷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信”引发的意外情况,当然还要由“信”来解决,爸爸这一招可真是太高明了。只见他说干就干,立刻从身上掏出一支笔,趴在邮局营业部的柜台上就写了起来。
  短短两分钟时间,爸爸的这封信洋洋洒洒一挥而就,然后将信纸折叠,让姥姥揣在衣兜里,到达后亲自交给姥爷。
  “好了,这下没事了。”小姨对我说道,“等你姥爷看了信就会明白,一定会欢迎你去。”
  家里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特爱面子的小孩,即便是最想要的东西,也不会自己主动开口要求。在公社农技站,小姨就是这样向她的同事小宋介绍的,说我非常爱面子,特别讲意思,而且还很实诚,知青小宋满怀兴趣地打量着我这个既爱面子讲意思,同时又很实诚的小孩子。
  汽车来了,妈妈、小姨将姥姥、爸爸和我送上车。有了那封信作保证,我终于同意了家人的劝解,就坡下驴,也使得一场风波得到了平息。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县城汽车站,爸爸给我和姥姥买了票,他一直站在汽车站的院子里,目送着汽车离开……
  对我来说,坐在汽车上观看沿途的风景,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窗外的景色一直都在变,公路,田野,小河,树林,都仿佛匍匐在地面上,随着汽车的行驶,像一个大转盘一样缓缓移动。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过了怀远接近蚌埠市的时候。在逐渐变得昏暗的夜幕之中,星星点点的灯火点缀着雾蒙蒙的田野,视野里忽然展现出一片建筑物的奇景,灯火璀璨,星光交汇,金碧辉煌,激发着人们最大胆的想象,显示出某种未知的奢华与繁荣。
  汽车经过几个车水马龙的街口,最后终于在长途汽车站停车下客。姥姥和我来到机动三轮拉运旅客的地方,只见姥姥掏出一个上面写有学校地址的纸条,交给三轮车夫。年轻的三轮车夫看过纸条,就立刻启动车子,拉着我们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行驶。在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左拐右拐之后,三轮车戛然停下,只听车夫说声“到了”,我们抬起头一看,果然,姥爷学校的大门映入眼帘。
  姥爷听到声音,迎了出来,看到我们就说,“小林也来了?”
   姥姥急忙把那封信从大襟褂子的里面掏出来,交给姥爷。姥爷展开信看起来,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来了好,来了好。”然后将行李提到屋里。直到这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知道姥爷欢迎我的到来。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爸爸当时在信里都写了什么。
  
   六
  多年以后,当我到南京上中专时,每一次途经蚌埠,都会前去看望姥姥和姥爷。自己的外孙考上了南京的学校,姥爷感觉很自豪,逢人便说。一次我和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碰到了一位笑盈盈女老师。
  “陈老师,这是你家的外孙吗?到南京上学去了?真不错哎,真有本事!”
  姥爷高兴地点头,对我介绍说:“这是李老师,你可记得了?你小时候在这里上学,她还教过你数学呢。”
  李老师变了,我差点都没出来。快四十岁的她,身体发了福,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我还清晰地记得九年前的她,个子瘦瘦高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高跟鞋底敲打着地面,显得十分盛气凌人。
  我冷冰冰地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只见她满脸灿烂的表情瞬间凝固了,讪讪地借故离开,场面显得十分尴尬。那时,我的膈应不入时,以及缺乏礼貌的行径,一定让姥爷感到很难堪,会给他的人际关系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如今的我,早就掌握了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知道在邻里交往中,应该保持一种适度圆融随和的态度。
   可在当时,十五岁的我不懂那么多,忽略了最基本的礼貌原则,难以抑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极端情绪。现在想来,李老师当初说不定也是出于某种好意,想要通过私下处理的方式,保护我和姥爷呢。要不然,她认为那件事情很严重,向上级通报,在那样的一个时期,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世界,难道有过完美的时期吗?如果未曾有过,我又怎能要求它处处都能顺遂心意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恶,怎么会有善呢?如果没有敌对和猜忌,又怎么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与宽容?
   我知道我应该原谅过去的一切!因为时间久了,已经给过去的经历蒙上了一层又一层朦胧的薄纱,消弭了许多曾经尖锐的棱角和印痕。可我难忘心灵曾经遭受过的伤害和打击,难道年少的我不应该适当地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吗?
   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种软弱的行径。真正的强大,应该是包容一切的内心的平静。何况,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狂热状态,我又怎能要求一个年轻的女教师,从一个六岁孩子细腻的情感入手,而不管不顾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身陷险境的可能,给我一些最温暖的呵护呢?
   没有先知先觉。要知道,在每个阶段的社会活动中,平凡而庸俗,琐屑而渺小,才是老百姓市井生活应该具备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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