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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遗事

依稀地记得儿时的一些红尘遗事
  入学是跨入尘世的重要一步,我的入学很特殊,不太符合常规,有一个从“冒牌货”到“正牌货”的过程。“小家伙,你是跟来玩的吧?”刚入学上课时,先生们一进教室都会这样问我。先生即学校的教师,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都尊教师为先生,后来才改称了老师。
  随着全国解放,新政权逐步稳定,全国上下百业待兴,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无法奢谈建设,文化教育被提到很高的位置。新中国之初全国5.5亿人口,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伊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及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
  我们村也来了扫盲工作队,他们一进村便登门动员适龄或稍大的儿童入学。1952年春,我们家七岁的三哥、九岁的二姐被动员入学。那时家家户户多子多女,也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托儿班,一般家庭自然而然是以大带小的放养模式。哥姐俩一上学,我及弟、妹便无人照看,于是我老跟了他们俩一道走进教室。记得第一次去学校,妈妈特地用大人的旧衣服为我和三哥改缝了长衫,说是读书人应该穿长衫子的。
  可是每每上课,先生便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嘱咐一句,说:“下次你就别跟着来了!”可到了下次,我依然跟进了教室,久而久之,老师也懒得再干预。我天生喜欢教室的氛围,觉得学校更热闹,趣事更多,我喜欢和小伙伴们一道上课一道玩耍,喜欢听老师讲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一次上语文课,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五个上节课所学的生字:“張(当时用繁体字),李,打,吃,麥”。抽学生认读,连续抽了三、四人都念不出“麥”字来,我急了站上凳子大声地喊出来:“麥!麥!”先生有点诧异,当众说:“你们竟不如一个编外小娃儿!”从那以后,先生心甘情愿地让我做了旁听生,可开学报名时教导处仍然不让我正式注册,就这样,我一直上到四年级仍然是个“冒牌货”!记得上完二年级,因为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所以直接跳入了三下学习,尔后不知何故又集体降下一级。那时四年级以下叫初级小学,五、六年级称高级小学。也许教育资源太过匮乏,初小毕业必须通过考试,部分进入高小,录取率大约在50%左右吧。我被特许参加了考试,考场上我感觉那试题很是简单,三下五除二就交了头卷。几天后发榜了,我一看,榜上无名。不服气,就去询问老师,老师悄悄透露:“你年纪太小,卷子都没判你的。今年先把名额让给年龄大的同学吧!”无奈停学一年,1957年秋我11岁时考入了仪陇县双河乡完全小学念高小,开始心安理得的成为“正牌货”,得以参加学生的一切活动。
  五十年代初,我已对世事略有印象,朦胧的记忆中,好长时间我挺害怕或者说很讨厌戴大盖帽。街上有一个姓张的大盖帽,矮矮胖胖,黑铁塔一样。他老是到我家药铺要钱,有时听父亲说没钱、给不出,他便吹胡子瞪眼睛。后来,医生被集中起来成立了医院,工商业也搞了公私合营,拖了两年经营愈见糟糕,父亲就干脆放弃了药铺的行当而退守农村,回家去耕种那几亩薄田去了,大盖帽也从此“再见”。等我稍稍长大,才知道那大盖帽原来就是税务官,他们也是职责所在,对国家的钱袋子负责而已。
  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给我刻下了较深的印记。那些别了盒子枪穿了灰军装的土改工作队员,按资产、土地划分成份,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分给贫苦农民和长工佃户。土改时二叔祖的院子里入住了四户人家,王姓一家,李姓一家,罗姓两家。土地也相应被分出去,原先所僱用的两个长工以及不被丈夫认同的两个媳妇都先后被遣散。工作组一进村,那匹借以行医代步的马,也许闹情绪居然病了,工作组便一杀了之,把马肉分给大家品尝。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尝了马肉。此后不久,二叔祖也溘然离开了人世。再后来,便是组织成立起农民互助组、合作社,我们家劳力弱,春种秋收农忙季节常常有互助组的人来帮忙,家里就提供吃饭而已。
  那时,隔山岔五会有万人公判大会。我曾经跟着大人们一起参加过在杨家庵召开的公判大会。那真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围有持枪的军人或民兵把守,太阳照射下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让我望而生畏,会未结束参会者是只准进不能出的。那天的公判大会,也没有台上台下,群众围成一个大圆圈。罪犯被押进中心,跪在圆中间听取公判。押上来时,他们胳膊上都扎有绳子,脖子、脊背与双手一起连着,裤口是扎着的,穿着剪刀口布鞋。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就由解放军押着罪犯在会场中游一圈示众。那天公判了四人,都是死刑,大会宣判并示众后便立即押赴庵门外的万仞宫墙前执行枪决,一排罪犯被推搡着靠近宫墙时,押送的人朝他们后腰蹬了一脚,罪犯随即双膝跪下,此时,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大作,猛听到一阵乒乓之声,那几个被五花大绑跪在墙边的恶霸地主就命归黄泉了。那时我人太小,又人潮汹涌,骑在大人的肩头上才勉强看到了全过程。那次枪决中有一个就是附近彭家湾的小恶棍彭德超,听说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浪荡公子,脾气暴躁,经常肇事打人,还强奸妇女。
  另一次是在小学的操场上公判並枪毙六个刚刚从山里抓回的恶霸地主、敌特人员。全体学生席地而坐参加万人公判大会。这一次,我可是一清二楚地看见了行刑的一排解放军端了枪瞄准六个插了“标”跪在地上的人,我立刻捂了耳朵,啪啪啪一阵枪响,坏人先后应声倒地,我紧张得惊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学校会经常教育学生提高警惕,严防敌特坏人干坏事。说许多地主、伪政、敌特人员,躲进了山洞,遇见可疑的人,一定要勇敢机智地同土匪特务斗争周旋,设法报告。有一个勇捉逃亡地主的故事被广为宣传,说附近的复兴场,一个叫周时俊的大地主在土改中漏网潜逃,躲进了深山石洞中,他也许又冷又饿,便出来找东西吃。他从前的长工、现在的民兵队长龙显喜,在搜山中与他相遇,便与他叙旧,又哄骗他等着送饭去,却巧妙通知了组织,而后一举抓获了周地主。后来,周时俊被镇压一枪毙命,龙显喜则戴上大红花,评成了模范民兵,被吸收为国家工作人员,直至升任复兴区区长。人们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很紧,时刻严防着匪特突然出现。学生放学回家,一路都十分警惕。每次放学都得先集中集合,教育提醒,然后分成几路出发,尽量集体行走回家,老师会把学生送出几里之外。
  我就是这样,在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踏入尘世,开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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