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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之家

我的出生日期,在母亲的嫁妆手饰匣的盖子上有所记载:成吉,生于丙戌年农历十月初六日酉时,当日阴雨,不知主何凶吉?一家人吃过晚饭,妈妈正在洗碗,忽然不适,感觉快要生产了,于是赶紧躺在床上去抗击阵痛。等父亲从街上的药铺赶回家,已经是濒临生产的边缘。“芝兰,快去杨家庵请周师娘。”芝兰是我大姐,当时约莫八岁。周师娘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观花婆”,兼着十里八乡接生的营生。大姐正要出门,却被妈妈叫住:“不用了,又不是头胎。”转眼间,我已迫不及待地挣夺母体闯入人世间报到,妈妈急促地叫着:“啊,快,快剪脐带!”父亲拿了剪刀在灯火上来来去去烤了几下,便咔嚓一声,断绝了我和胎盘的十月血肉联系。“呵呵,又是一个‘带把’的,老四,该叫溢春了。”父亲笑着说。刚才一大家子还紧紧张张的气氛,立马变得轻松起来……
  过去,在中国家族伦理中,名字会有辈序,以区别先后长幼,便于称呼。为便于族人记忆,遵从辈分(或称字派)往往以诗歌形式呈现,其意蕴多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之类。据宗谱纪载,我所在的袁氏一支,字派歌云:“国楚一朝定,家声有永昌,应成名正仕,瑞胜如玉光。”曾祖父是文化人,一脉相传的子孙皆由他命名,甚至连乳名也都一手包揽。父辈四弟兄,字派“应”,名依次为“声、名、显、扬”。我兄弟五人,字派“成”,名依次为“万、亿、兆、吉、祥”。而五弟兄的小名则皆与春字相关,依次是“扬、红、迎、溢、复”。所以,当我入世,父亲见是男孩,便能随即叫出名字“溢春”,并以“成吉”记录在案,一候正式入学父母便启用了袁成吉的这个大名。后来一次开学注册,老师说:“其实还是叫溢春好,永远春光洋溢,活力四射!”在外上大学的堂叔应龙,也与老师的说法不谋而合。于是,从此我又恢复了溢春的名字,并且毫不动摇地使用至今。
  我家是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父亲袁应声,子承父业做药铺小老板,母亲袁彭氏(其实她有大名叫彭以秀),农家妇女。我有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身后还有弟弟妹妹各一个,姐妹兄弟共八人。若算上幼时夭折的三胎,家里前前后后共有十一个孩子。我记事时,家里有子女八人,加父母、大嫂、祖父,共12人,每每吃饭八仙桌边黑压压挤满了人,旁边还“辅助工”服务,当然大多是母亲和大嫂。那个时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子女一大帮,说是多子多福,其实都是迫于无奈!家大了人多口多,单单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都靠天吃饭,偏偏老家常常天灾频频,要么老涨大水,要么久旱不雨。记得每每收割,家家户户尝鲜时,蓝麦包子、新米饭、糯米糍粑,这些珍鲜,一定是要先盛上一碗,恭恭敬敬的贡在院坝中央,让老天先尝。每逢水涝或久旱,一定会有老人虔诚地对天焚香祭拜,烧稻草人,乞求上苍怜惜庶民,普降甘霖。除靠天时以外,还得靠劳动力。我们家靠谁呢?父亲只是一个掌门,因为四十多岁后他就染恙在身,无法从事重活;母亲是大内管家,管不了田土间的事情。较长时间内,真正能夠不遗余力地在田间地头耕作的,主要是二哥三哥。如果没有二哥三哥无怨无悔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就没有这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也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他们的无私付出,全家人都心存感激,艰难度日中妈妈也给了他们应有的特殊照顾,每每盛饭,他们的碗里明显的会多一点干货。
  由于天时作祟,耕地少,劳力少,人口多,尽管早出晚归,收成仍然有限,每年春二三月一定会发生“青黄不接”而无粮下锅。解决的办法是,政府给20-50斤救济粮,向左右邻舍借粮,提前收割即将成熟的早粮,有时则只吃两餐,而且全是稀粥。我记忆最深的是常吃新豌豆连皮面糊糊,一股生味让我实在难于下咽。岁月维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走过来了。
  记忆中父亲古板威严,也正直善良。他的治家理念是团结和睦,目标是维持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大家庭。治家的大原则是:不得分家。大哥二哥在相亲时,便先有不得闹分家的前提条件,即使婚配多年,也仍然被要求不能“闹独立”,另拉小家庭小山头。上行下效,大哥是出名的孝子,是父亲“不闹分家”观念的坚定践行者。他对全家每一个人都关怀备至,是大家庭的粘合剂。家里有了矛盾,父亲会不定期的召集全家大会,让大家把问题都摆上桌面,听罢各方意见,他再一一评判作结。会上既已定论的事情,就只能照办,所有闲话不得再“重炒剩饭”,继续纠缠。每次家庭会上,父亲总会强调:“我在一天,谁也别想有分家的念头,特别是年长的,小时候父母养你,你大了你得当好父母的帮手去养弟妹!”还有就是:“人要活得正直,硬气,穷一点没关系,人穷志不穷就好!”
  父亲身高一米七五,皮肤黝黑,短发直立,络筛胡,一副硬汉形象,颇得四方好评,乡邻友朋,大小家庭闹出点什么小矛盾,常常会找上门来,请父亲断个公道。一次,有一对一向恩爱的小俩口打架了来请评理。父亲问:“啥事找我?”“打架了。”“我没看见输赢,怎么断公道?那重打一遍我看看再断谁有道理。”小俩口尴尬地对视一笑,低头不语。“看来你们也知道打架不对,不好意思再表演,对吧?还有,就是气消了用不着打了。”小俩口点头。父亲说:“打架不好看,谁输谁赢不重要!回去吧,俩口子遇到事情先要自己消气,也帮对方消气,而不是斗气赌气,这就打不起来。”
  相比之下,母亲的形象则是温柔娴淑,贤妻良母的类型。在家,有些温良恭俭让,对待子女一视同仁呵护有加,有了矛盾多是好言相劝,以理服人。在外,待人接物,讲究礼数,和和气气,很喜欢同大家摆个“龙门阵”,但决不张家长李家短的嚼舌根,所以也很让人信服敬重。
  记得入读小学时,学生都一直使用毛笔,到了三年级,我看见别人衣袋上别了钢笔,羡慕极了,朝思暮想要弄上一支。于是每天晚上打了火把去捉黄鳝,那时每斤黄鳝可以卖几分钱,好不容易凑到一元多,上供销社一问,买最次的钢笔也还差钱。实在等不及,便在父母亲放钱的枕头里偷偷的拿了一点凑齐,喜滋滋地买得一支钢笔,也学着样儿把它别在胸前的口袋上,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正巧被父亲看见,他心生疑窦,就板着脸问:“天上掉钢笔了?”我战战兢兢,急切中说是借同学的,父亲道:“借的也好,拿的也好,拣的也罢,明天给我还回去!人要活得清白。”第二天我如实交代:“是我卖黄膳买的,差一点钱……”妈妈抢过话头:“我给他添了零头。别支钢笔才像个有文化的人嘛,好事儿。”如此这般才了结一桩公案。后来我问妈妈:“钱是我拿的,怎么说是你给的?”“你也没有乱用。不过以后不管拿谁的东西,一定要先得到别人同意,不然就叫偷。偷儿的名声多不好听!”我很感动,妈妈这话,我一辈子也没敢忘记。
  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都会节衣缩食,竭尽所能,各显神通,一心支持子女学习文化,学习本领,甚至寄望走出大山。我们家里除二哥大姐失去上学机会外,其余孩子都上过小学、中学、中专乃至大学。
  应该说,父亲治家小有成就,他的小小王国,一直维持到他自己紧闭双眼离开人世,仍然是和睦团结的“一统天下”。好多年,我们都是闻名乡里的充满博爱的大家,大门上方还曾挂过“幸福之家”的匾牌。后来父亲自送了二哥、三哥入伍,门楣上又增加了“光荣之家”的门牌。所有的褒奖、荣誉,应该归于父亲“博爱大家”的治家理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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