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岭上多白云


  沿着南山路随意走。
  西湖上游船点点,是古代画舫形制。对岸,宝石山、南山层层叠叠的轮廓,依然是古代形制,苏东坡、白居易、林和靖见过,我见了,与前人情愫贯通就有了这坚定不移的中介。路上行人缤纷,着装时尚,各自心中能有几分古意荡漾,就不知道了。当下,九月,湖中荷叶,边缘开始加速枯黄,核心处的绿依然强悍,抵御秋寒。偶尔有水鸟飞掠而下,把荷叶当成了颤动不已的停机坪。
  浙江美术馆前,一个广告牌吸引视线——“岭上多白云: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作品展”。汪曾祺在水彩中手捏香烟,俯瞰我戴口罩走进大厅,表情无变化。
  我知道汪先生有三大爱好:写写字,做做饭,画画虫鸟花卉。
  写字。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作为青年作家,在昆明、上海初露头角,像西湖春天里的嫩绿荷叶。五十年代入京,参加土改工作团,在《民间文学》杂志当编辑,戴“右派”帽子,去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在一家农业研究所劳动四年。摘掉帽子,进入北京京剧团,受命写现代京剧剧本。改写的《沙家浜》中的著名唱段《智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常作为当下各种聚会场合的即兴表演小品,激起笑声一片、感慨万端。八十年代起,他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相继发表,绘出江南风情图,延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风致,在古旧中现新异,于平淡中见惊艳。正是“五四”以后的语言实验,使我们不必再用古人话语风格或革命家言说方式,来叙述现代世俗生活。感谢前贤。
  做饭。他每天提着袋子到菜市场转悠,根据眼前食材构思菜谱,像作家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文章。“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把菜市场当成心理治疗室,去一趟,心中的忧烦就缓释许多。他基本不让妻子施松卿进厨房。家常食材,改变操作手法,锅中、盘中、碗中的色彩与滋味,焕然一新,摆脱了既往口舌感受中的陈词滥调。“辞必己出嘛,哈哈……”他这样端着菜盘子自我调侃,朋友们边吃边举大拇指,“味道好,好文章,哈哈……”他在坝上劳动期间,某日,采到一大朵蘑菇,惊喜万分,晾晒后收藏起来。回北京,背着干蘑菇,一路小心翼翼。进门,为全家做一锅回肠荡气的蘑菇汤。家人赞美。先生越发兴致勃勃,买菜、做饭、看大家饕餮,用围裙擦擦手,点燃烟,神游八方。他有秘诀:“粗菜细做。”比如,用大虾与土豆相依偎,出人意料,境界高迥。我当然没资格吃他做的饭,就埋头看其所写菜谱,如读明清小品。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滋味一同。
  画画。汪曾祺的父亲就是画家,在高邮小城一处深宅大院里,画画、刻章、写诗、喝酒,偶尔到自家在街头所开药铺转转,再到小城外的大淖、古塔边站站,风吹长衫或棉袍。受父亲影响,汪曾祺幼年有作画心愿,时常揣摩苏州陈白阳、扬州李复堂这些江南明清文人的画作。一九三九年,自上海经香港、越南,曲折抵达昆明求学。报考国立艺专美术专业,未被录取。想起口袋里装着屠格涅夫、沈从文的小说,遂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老师沈从文、同学穆旦、萧珊等等。作文之余,时时随意涂抹花鸟虫鱼、土豆白菜,消遣复散心。晚年,他最喜欢的读物,仍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所买的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六十岁重新开始写小说,依旧大密度作画,被赞曰“文人画”。求画者多多,有求必应,腾出书桌一角就画。为林斤澜画荷叶,绿颜料不够用,就进厨房端出半碗菠菜汁,涂上去,那画面就隐隐有醋意,像在嫉妒那一朵荷花的美。观画者感叹:“生活气息多浓郁啊,原生态——怎么画的?”汪曾祺嘿嘿嘿嘿笑,不言。
  庚子年,疫情未了,忧心忡忡。我在西湖边偶遇汪曾祺,喜悦起来。想到苏东坡,忽觉得,苏与汪一古一今相似度颇高:都写字、做饭、画画,名动天下,都曾处于话语中心、受挫、被贬于边缘,都因饮酒或吃冷饮而肠胃崩溃、遽然辞世,都怀着、表达着、遗存着对尘世万物的爱意深情。苏东坡在修筑苏堤、治理西湖期间,发明东坡肉,成为杭州城一道名菜。儿子苏过发明一种点心,东坡大喜,写诗,标题漫长:《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汪曾祺也忽出新意,在西湖边为友人做“汪氏豆腐”,众口称赞。饭店里,老板与服务员排队求画。他需要喝一点酒,脸色红起来,兴致高涨,就一张一张画,不分对方身份贵贱。
  也是在杭州,九十年代,一次新书发布会,汪曾祺、马原、吴亮联袂为读者签名。汪曾祺面前队伍最长,女读者最多。吴亮头发纷披,嫉妒道:“世道变了,老人家吃香了?”马原眼睛孩童一样明亮,安慰他:“放心,我们也会老的。”两人大笑。汪曾祺一惊,抬起头,不明所以,对着两个年轻人嘿嘿嘿嘿一乐,复低头,为读者签名。他不是简单签一个“汪曾祺”就敷衍了事,而是问清对方姓名写上去,后缀以“指教”“雅正”一类谦辞,且随手结合对方姓名画一幅小画:对方名字中有“马”字,就画一匹马;有“珊”字,就画一个珊瑚笔架;有“莲”字,就画一朵莲花……
  这细节,也像苏东坡,充满体贴与温情。一个人的笔墨有无魅力,秘密正在于此吧。
  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的一个指点:“贴着人物写。”就是贴近所写人物的内心去写,合于世道遭际苍狗白云。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保安队毒打,巧云端来一碗尿碱汤让他喝了,醒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读到这里,让我心头一热、眼睛一热。一个关于爱的细节。不论汪曾祺,还是巧云,能够与他人“情声合,两无违”,对爱充满想象力和表达力,才能成为纸墨间的好作家、烟火深巷中的好男女。
  某年,汪曾祺在北京街头看见艺人用竹棍抽打猴子,猴子流着眼泪翻跟头。汪曾祺愣愣地看着,问女儿:“不知猴子怎么想的?”猴戏散了,没有一个看客掏钱。汪曾祺走上前问艺人:“挣得多吗?”艺人沮丧:“不够吃的。”汪曾祺说:“我请你吃顿饭吧,半斤猪头肉,二两白酒,再来几个馒头给猴子吃,够不够?”那艺人呆呆盯着汪曾祺,忽然拎起猴子、提着锣,急匆匆而去,走远了才回头看一眼。汪曾祺皱眉叹口气,问女儿:“我话没说好?”
  
  二
  美术馆二楼大厅,观画者不少。一概戴口罩,像白云,安抚疫情期的脸。
  汪曾祺一九九七年去世,不知新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但“千变万化皆天机”,顺应于种种变化并勉力创造变化,是他赞许的态度吧。何况“岭上多白云”,这景象千古未变,使后生吾辈葆有定力,不至于在多端变局里无计无措。
  浙江美术馆举办这一画展,是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首次画展。展出作品,由汪家后人从书柜、衣柜中翻检出来加以装裱而成。他往往把最满意的作品赠予友人,那些作品自然也就没有在美术馆中出现。眼前,画面下的纸张品质也差异不小。好纸,是朋友送他的;差一些的纸,是自己买来随意写写画画的,像平淡亲切的家常菜。
  题材大都是花木虫鸟。人物画只有一幅《子瞻样》,子瞻或者说东坡,站在一棵树下沉思,身姿清癯,不胖,尚处于没有研究美食制作的青春期?规格大多是尺幅小品,受制于汪曾祺位于北京蒲黄榆家中的书桌。他没有堂皇画室。大幅作品,伏在地板上一挥而就,家人经过,须跳跃闪避、戏谑。他嘿嘿嘿嘿自我欣赏一番,待画晾干,就卷起来扔在书柜上,抽烟、盯着天花板、摇荡着腿,去想小说中的人与事了。房间墙壁被烟熏得像他手指一样,褐黄。想着想着,眼睛木木着亮起来。家人就小声嘀咕:“老母鸡要下蛋了,安静,安静。”这个“老母鸡”就埋头于书桌“下蛋”,一篇好文章就“咯咯嗒”“咯咯嗒”问世了。
  汪曾祺从没有以画谋财的心机。其笔墨,完全是写作之余内心的散放,自由复自治,这恰恰是文人画与商业画差异所在——不取媚于世人,独与天地自我相往来。苏轼、黄庭坚如此,吴镇、倪瓒亦如此,即便困顿不堪也拒绝以卖画求生存。他们是文人画的源头期人物,创造一种画风,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人格。当下,许多作家操持水墨油彩,自称画文人画,并试图进入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文人画难在有文、贵在有人,文须佳,人贵真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为。
  “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曾祺如是说,是谦谦君子言,也是磊磊孤傲者独白——孤独的白,岭上云朵的白,来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那个在云朵间获得愉悦感的陶弘景,汪曾祺喜欢。苏东坡也喜欢白云。某日,“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开笼收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将云朵归还山中,并作诗:“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达官为何怕?东坡未明说。大概怕以云朵对比出一己的凝滞、污痕、不自在。
  展厅安静,偶尔看到教授模样的人,为几个年轻学子解读。我慢慢走,慢慢看,如同在逶迤峰岭上看白云。与画面中花朵、蔬菜、鸟虫、树木等事物的距离,大概就是汪曾祺三十年前与这些画面的距离。姿势也应大致相似,半弯下腰,摘掉眼镜。当然,在美术馆,我不能像他那样点燃一支烟。
  两枝紫薇花,在风中纷乱纠缠在一起。这画面上方,是汪曾祺落款:“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亦无章法。”无章无法,得解放,画画如此作文亦如此。随风吹而动静起伏就美好,紫薇如此,岭上白云亦如此。“紫薇郎”是唐代官职一种,但我想误读成“紫薇的新郎”,汪曾祺会同意并嘿嘿一笑吧?
  一只蜻蜓,从一盏灯似的荷花上空,振翅而起。寥寥七八笔,画出一幅《蜻蜓荷花》。汪曾祺在右侧题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等水开时而作。”我笑了。他慢性子,悠悠然作此画,蜻蜓急性子,等不及水开面熟就飞了——西湖上的天色吸引了它?汪曾祺爱吃面,有此为证。画画也属餐桌、书桌之间的即兴之作。另一幅画也可为此作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午炊将熟曾祺遣兴”,这午炊期间的遣兴之作,画的是一茎高枝,开四朵紫花,立一只敛翅小鸟——“老来渐少登临兴,不上西山鬼见愁”,这另一行题款,似替小鸟旁白,实乃夫子自道。
  汪曾祺用画画作日记。“夏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题款旁,是两叶芭蕉、一枝紫藤。他爱画紫藤。一九八四年五一节,画兴大发,作十幅画,最后一幅画就是满纸紫藤,题款曰:“后院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这写在宣纸上的文字,如苏东坡、张岱、归有光等人文章,使我醺然有醉意。
  一九八二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鉴赏家》中,汪曾祺这样写到紫藤与画家: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诗: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乱。
  
  三
  汪曾祺的语言,就是风,暮春初夏时节的风,《诗经》“风”“雅”“颂”中的风,送来小温暖大感慨。他的笔,钢笔与画笔,吹着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坝上草原,这些他一生中长久停顿过的地方。起风了,万象俯仰且清新,摆脱死寂、浑浊和绝望。
  他用画和文章,回忆一生中经历过的地方。没有这些途中的景象人事,当代文学就没有一个汪曾祺。“要改变语言,就要改变命运。”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的这句话,汪曾祺可能不熟悉,但一定会认同。对于被打成“右派”遣放坝上草原,挖粪、赶车、扛麻袋,他从未抱怨。“没这经历,这辈子就太平淡了,如何写作?”背着药筒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时,他也在审美、低语:“颜色浅蓝如晴空啊。”当大雪封门,几十个工人、农人在大通铺宿舍里打牌、吹牛、高唱梆子戏,他在马灯下读书,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给幼子用拼音写信、作诗:“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身子骨比从前还壮实几分。正是坝上经验,使他写出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七里茶坊》《黄油烙饼》等。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延续中国文章的宽阔传统。摆脱小说家惯常喜欢的戏剧性、惊悚、突转等手段,兀自在平淡中掀波澜。风吹水面,暗含深渊,文字就有了入心动人的力量。因大多数人的日常,就是这样风吹水面、暗含深渊。其散文,却充满细节和人物,近于小说。我愿意把他的小说、散文统称为“文章”。
  画中有文章,文章中有画,汪曾祺的文与画里有阵阵风吹,让紫藤、野草、蔷薇、菊花、柳树等寻常花木,以及那些花木般的卑微者,激动、感动、生动。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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