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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

红高粱,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农村常种的一种农作物,到了七十年代就种的很少了,到了八十年代就近乎绝迹了。就在红高粱刚刚近乎绝迹的时候,它却“凤凰涅磐”似的以另一种情态蓬勃起来了,那是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军旅作家莫言一炮打响,写出了《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等刊载,使红高粱又“复苏”了。后来到了1988年,又在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像红高粱一样红红火火起来了,红高粱又“重见天日”,成了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农作物。
  红高粱,是高粱的一种,在我们胶东,大都统称高粱。《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高粱,亦称‘蜀黍’‘秫秫’,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根系发达。茎秆粗壮,分蘖力较弱。叶片带状披针形,厚而窄。茎、叶表面被白色蜡粉。圆锥花序。小穗成对地生在穗轴的二、三级支梗上。籽粒圆形或卵圆形,有红、褐、黄、白等色。米质有糯性和非糯性两类……”
  说起高粱来,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儿时记得有一个瘦弱的白胡子老头,他经常拄着拐杖到我家屋山东头,有时晒晒太阳,有时乘凉,有时无聊地用拐杖敲打着苍蝇,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每每到了那里,把拐杖一放,就坐到了他平常爱坐的那块平滑的长方形石头上。这个白胡子老头和我爷爷没出五服,还是很亲近的关系,若按辈分和排行,我叫他:三爷爷。他常常屋山东头坐坐,见了南来北往的熟人,就说两句话,没人的时候常独坐,有时还自言自语。给我留下很深印记的是,他当年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者,还在“扎棒棒”,就是用高粱杆的穰和皮制作着“小房子”“马”“车”等玩具,民间祭奠逝者也是制作的这般模样,无非是大些并粘贴上些彩纸罢了。我想老人这是利用这种方式在消除自己的苦闷,也是为了寄托感情。
  老人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都牺牲在抗战战场上,不,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就在老家同敌人拼刺刀时,被敌人残酷的刺刀捅破了腹部,露出了肠子,他一边用手捂着肚子,掖着肠子,一边爬着往家赶,希望临死前能走进自己的家门,可就在离家门还有几步之远,气血已尽,遗憾没能到家,倒在血泊中。被人发现时,喊着他的小名,问他这是怎么了?他已无声息。儿时常听祖母说起这段悲催往事:“他当时就趴倒在咱家屋后往西不远的地方,再有几步就到家了。你三爷爷这辈子真悲惨啊,说是有三个儿子,真正命里只有一个,两个都被日本鬼杀害了。”祖母几乎每次跟我说这段往事的时候,都在抹着眼泪。她在和三爷爷说话的时候,都在一口一个“三哥”地叫着,脸上不显半点阴郁表情,怕让他再想起自己的两个儿子。
  三爷爷临终前留下两个遗憾,一个儿子临死差几步没能走进家门;一个儿子在烈士陵园里找不到名字和坟茔。我想,老人整天闷闷不乐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之所以经常“扎棒棒”,扎着“房屋”“马”“车”之类的,儿时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渐渐懂得,如今更清楚,我想,他那时是为两个儿子扎的,把对儿子的思念都凝聚在给儿子的“房屋”“高头大马”和“车”上,寄托着对两个儿子深深的哀思。
  高粱,在我们老家还有个名字叫:胡秫。它的茎秆叫胡秸,老家人叫起来顺口,用起来方便,那时候很常见,记得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还用小推车推过胡秸,那时,许多人还用扁担挑过一大捆、一大捆的胡秸,我在欣赏他们的力量的时候,更欣赏胡秸的价值,后来就不见了胡秸。胡秸还是过去年代里盖房子的重要材料,老家家家户户盖房前,都储备了大量的胡秸,互相找来左邻右舍的“绑把子”。就是用葛子或麻绳一把一把地把胡秸捆绑起来,搭到梁檩上,也是房屋、梁檩的辅佐和支撑。绑好把子后,先往新房前一放,等到新房上梁后,再上了檩条,就开始传递着一把把地上把子了,一把把紧挨着安放在梁檩上,接着上用泥压抹结实,再挂上瓦,大成套的就过去了,也就是已上梁大吉了。胡秸成了房屋栋梁之才的附属物,传了一代又一代,一直不知传了多少年。那个时候盖房,离了胡秸还真不行,都提前就买好了胡秸,可见当年胡秸的重要。儿时所见种的胡秸一片片,其实就是莫言所说的一片片“红高粱”。
  高粱杆在当年还做过生产队的围箔,在场院的一角储放着大量的玉米、花生什么的,成了生产队的“露天仓库”成了那个年代最便利的“大容器”;高粱杆还成了那个年代火镰的最佳搭档,成了老人们的帮手,抽烟的时候,就会点起高粱杆,总是不温不火地,点烟很管用;高粱杆还充当过甘蔗,小伙伴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咀嚼着甘甜,梦想着斑斓;高粱杆还成了“风筝杆”,高粱叶还成了一日三餐的柴草,高粱的用途还有很多、很多。
  说起红高粱来,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还与我有着不大不小的缘分,因为就在《红高粱》刚刚发表的时候,我和莫言通了信。让时光追溯到1986年,那时我还在总参通信部队里担任文书工作,工作上的便利又爱好文学的我,部队下发的报刊我都浏览一遍,当我看到《解放军文艺》上刊载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还在下方一隅登了他的3行简介,我心里不免有些惊喜,还有点激动,很短的简介引起了我的注意,大致是这样的:作者莫言,原名管谟业,军旅作家,山东高密县人。1956年2月出生,1976年3月入伍,先后任战士、文书、排职干部,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当时莫言虽说已出版了小说《红高粱》,但名气还不是很大,无论在部队或地方都不是很出名。
  我当时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他写的小说内容,现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莫言起的笔名有点怪,我认为:莫言,就是不要说,只有埋头写。他的简介却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我和莫言都有当兵的经历,那个年代当兵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跳出农门。在军旅生涯中,都有着从战士到文书的一段经历,最最重要的,我们是胶东老乡。莫言老家高密与平度仅相距几十里。在部队,这种老乡关系非常难得,特别亲近。因为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莫言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个平度老乡,看了您的大作,受到震撼。看了您的简介,才知您是胶东老乡,感到特别亲切。在今后的日子里,恳请得到您的赐教……
  信发出去后,没指望莫言回信。尽管莫言当时名气不够大,可也是个大忙人。人家一个大作家哪有时间给一个当兵的写信。
   大约过了半月左右,部队通讯员送来一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寄来的、盖着红色三角邮戳的信。我接过信,一下就猜到了八九分,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是一封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绿色方格纸写的信,一页信纸。“显德:你好!来信收悉……”落款是潇洒的“莫言”两字。没想到莫言写得一手好字,一页隽秀的钢笔字映入了我的眼帘,一股暖流涌入了我的心田。一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使我铭记在心:我很愿意与青年交朋友。这句话是那么亲切,拉近了我与大作家的距离。于是,我随即写了一篇《我与作家交朋友》的稿子,发到了河南《许昌日报》,把莫言写给我的这封信也交到了编辑赵宝森手中。不久,稿子发表了。战友们看到报纸后,得知我和《红高粱》的作者交上了朋友,都由衷地高兴。我顿觉骄傲、自豪,比过去发表多少文章还光彩。唯一遗憾的是,我把那封信放在了报社里,这是我和莫言的第一封信,也是我和莫言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封信。从此,就是这次通信、这种缘分、这种军旅情缘鼓舞着我在写作路上更加努力,先后在《河南日报》《广西日报》《许昌日报》《前卫报》等军内外报纸发表文章,“莫言精神”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对小说《红高粱》和现实中的红高粱印象更深了。
  其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紧挨着我们平度的西南乡,为邻县搭界。过去年代,常有平度的乡村划到高密,也有高密的乡村划到平度。前些日子还听市里知名人士说过,莫言及所在的那一片村子,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平度划出去的。不管怎么说,莫言就是在紧挨着平度的“高密东北乡”,所以说,他和我们这里风土人情尤其是庄稼地里的活计都差不多,他那里有一片片红高粱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有红高粱一片片,甚而更多,因为平度耕地更多,在过去那个年代就是种高粱之类的多。
  前几年出差途经高密的时候,曾被一片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所震撼,司机师傅告诉我,这就是《红高粱》拍摄基地,规模很大啊。我由此感受到了莫言的影响和红高粱的力量。
  红高粱红了,在老家的一片片辽阔大地上红过;在中国文学界红过;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红过。每每想起红高粱,就会想起我那可爱的家乡,想起我那“白胡子老头”三爷爷,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那一片片红高粱始终在我心里葳蕤着、矗立着……
  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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