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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冯伯伯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父亲经常到离县城五六公里的金洞乡李家沟村去砍柴,在那里他认识了冯伯伯,那时冯伯伯六十多岁,是金洞乡李家村的一位普通农民,性格开朗直爽,待人随和朴实,比父亲年长几岁,两人都出生在旧社会,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特别能聊得来,谈天说地,无话不说,多年来两人成了彼此来往的老朋友,我们亲切的叫他冯伯伯。
  冯伯伯家住在李家村的大山上,那里只住了两户人家,他的老家远在武都,老伴过世的早,由于家境贫寒他带着唯一的儿子落户到金洞乡李家村。多年来他吃尽了苦,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儿子长大,娶妻生子,现在他老了跟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儿子儿媳也深知父亲这一辈子的不易,对他很孝顺,两个孙子都在村小学读书。冯伯伯上了年纪,家里事事都由儿子操持着,他也不用操心,由于常年劳作,背也驼了,腰也弯了,身体也不太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天热戴单帽,天冷戴棉帽,每天只管到附近的山上去放牛。尽管他们住的是以前的老土房子,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冯伯伯喜欢抽烟,他跟父亲都是个大烟民,都有抽烟的嗜好,冯伯伯是只抽旱烟,很少抽卷烟,他觉得抽卷烟没劲,时常嘴里叼着个旱烟锅子,而父亲是旱烟和卷烟都抽。两人的烟瘾都很大,冯伯伯用的是一尺多长的旱烟锅,上面挂着一个烟袋,而父亲用的是烟斗,也挂着个烟袋,两人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从烟袋里灌满烟锅和烟斗,用大拇指压一压,用火柴点燃,吧嗒吧嗒抽着,时不时冯伯伯捋捋自己山羊胡子,这时满屋子烟雾缭绕,冯伯伯抽完一锅后,在烟锅嘴上使劲吹一口,吹出烟锅里的烟灰,而父亲则在自己鞋底上敲敲烟斗,倒出里面的烟灰。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想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跟冯伯伯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冯伯伯每年都要种上点旱烟晾晒干,绑成一小捆,给父亲拿上一点,让他尝尝。
  冯伯伯喜欢喝酒,每次他进城赶场时都会到我们家做客,他知道我母亲平时也能喝点酒,每年都要用土法酿制粮食酒,在进城时给我母亲带一瓶自己酿制的粮食酒,而母亲也会做几个好菜,盛情款待他,父亲不能喝酒,母亲打开他拿来的粮食酒,陪他喝几盅,冯伯伯说一口地道的武都话,只要喝起酒来,话匣子便打开了,滔滔不绝,看着他喝酒那么香,在一旁吃饭的我也想试试粮食酒是啥味道的,冯伯伯跟我开玩笑地说:“好喝的很嘞。”我试着喝了一小口母亲酒杯里的酒,觉得又苦又辣,就对冯伯伯说:“咋这么难喝?”这时,冯伯伯就会哈哈大笑。酒足饭饱后,冯伯伯脸上渐渐泛起红晕,起身告辞,他习惯性地把烟锅杆插在脖子衣领子里,旱烟袋搭在肩上,两手往后一背就到街上去逛商店,转市场,买些日用品,下午才慢慢走回家。
  冯伯伯特别好客,我去过一次他们家,也是唯一的一次,那还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跟随父亲从城里沿着两站公路,走过木头搭得简易桥,顺着崎岖的山路爬山,走了好久,累得我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爬到半山腰到了他们家。冯伯伯家的场院很开阔,场院上几只鸡悠闲地到处乱刨着,一只大白狗对着我旺旺只叫,我躲在父亲的身后,父亲告诉我这只狗不咬人,只吓唬人。冯伯伯听到有人来,从屋里出来,他看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一边呵斥着这只大白狗,一边让我们到屋里坐,冯伯伯的家紧挨着有两间土房,走进屋内摆设很简陋,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房子到处都熏得黑乎乎的,没有顶棚,只是有一层简单的竹把子,上面放满了包谷,走进门靠山墙中央就是个火坑,正前方是一小间卧室,左侧是锅台和案板,在房屋的一角是中间有隔墙的土炕。他让我们坐到火坑旁,不停地往火坑里添干柴把火烧旺,他的儿子给我们倒水递烟,给我们端来了瓜子和核桃,父亲跟冯伯伯烤着火相互寒暄着。
  傍晚时分,冯伯伯嘱咐儿媳妇给我们做饭,冯伯伯的儿媳妇平时话很少,但干活很干散利索,不一会儿就擀好了面,给我们每人下了满满一大碗鸡蛋臊子面,碗里荷包蛋多,臊子也多,父亲请他们一起吃,冯伯伯却说中午他们剩的浆水面还没吃完,等我们吃完了,他们热剩饭吃,父亲也知道他们平时很节俭,舍不得吃个鸡蛋,都攒起来拿到市场去卖。父亲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执意要让冯伯伯吃,冯伯伯就是不肯,父亲无奈只好端起碗吃起来。而我看到这么一大碗面,担心自己吃不完,冯伯伯对我说:“大小伙子了,这碗面算啥,慢慢吃,吃不完就剩下。”我端起碗一边吃着,一边瞅着父亲,父亲吃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吃完了,而我吃到最后越吃越觉得油腻,有点吃不下去了,但我心里想不能剩下,这是冯伯伯的一片心意呀,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一大碗面吃完了,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碗鸡蛋面。
  在我们吃完饭后,冯伯伯给父亲说今晚你们爷俩睡这热炕,冯伯伯的儿子从屋外抱来包谷杆,蹲在炕门口开始烧炕,儿媳妇抱来新的被褥铺在炕上,给我们忙乎完了,冯伯伯一家才开始吃饭,他们吃得是浆水面。炕烧好后,我早早地就暖在了炕上,第一次睡土炕我很兴奋,没有一点睡意,炕烧得很热,感觉有点烫屁股。那天父亲跟冯伯伯聊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冯伯伯早早起来就烧起火坑,一边熬罐罐茶,一边给我们烤着包谷面馍馍,我跟父亲起来洗完脸,坐到火坑旁边,冯伯伯把切成片的馍馍烤得焦黄焦黄的,刚烧开的水给我们泡好了茶,吃着馍馍喝着茶,简简单单吃饱喝足,为了不打扰冯伯伯一家干农活,我跟父亲起身告辞,冯伯伯送出我们很远才返回家。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们逐渐地长大,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没有上山砍过柴,也很少到山里去,冯伯伯也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进过城,两位老人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有一天,我向母亲问起冯伯伯的情况时,母亲告诉我,她听跟他们同村的人说冯伯伯已经去世了,她也不知道具体啥时候去世的。我听母亲这么一说,心里有点难过,冯伯伯吃了一辈子苦,始终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满足,平平淡淡,与世无争。
  无意间我在街上碰见了几年都未曾见过面的冯伯伯的儿子和儿媳,向他们问起家里现在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现在他们家已经从山上搬到了山下的移民新村了,盖起了三间砖混结构的大瓦房,而他这几年一直有病,在宝鸡都住了几次医院了,大儿子在山东打工成了家,二儿子留着家里照顾着他,他说这几年国家政策好,他看病的钱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都给他报了。尽管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头发也花白了,但给我的感觉他们的穿着打扮比以前更精神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冯伯伯走了,父亲也走了,走得那样安心,那样无憾,两位老人在天堂重逢,无忧无虑,谈笑风生,继续着他们未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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