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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前不久朋友聚会,有朋友调侃我说:“你是人还是东西?”这家伙可能是得了赵本山的真传,学会挖坑埋人。我偏不上这个当!可是不答复他也不行,想了几想,只好回他一句:“你说我是人就是人,你说我是东西就是东西。”他当然既不好说我是人,也不好说我是东西。
  回过头来认真想了几想,我到底是谁呢?一时间还真不好说。
  我既不是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我是杀人的人,或是被人追杀的人”,也不是多么起眼的人,更不是放进人堆里就认不出来的人。那么我是谁呢?
  有朋友说我是一个古板的人,有时古板得叫人不可理喻。说这话的朋友为了让我信服,便举出了几个关于我如何古板的例子:首当其冲的例证,便是我不知变通,喜欢认死理,并常常用自己的死理同人叫板。比方说我当记者那会儿,常常因为群众的利益受到某些权势的侵占而跟权势们死磕,非要揪出侵占群众利益的某些权势们,非要让某些权势们在媒体上曝光不可。
  也有人说我是一个既讲原则也通情达理的人,这么一说,我还有那么点小可爱,至少不是那么令人憎恶和讨厌的人。说这话的人举例证明,有些事情看似在我面前可能行不通,却意外地得到我的谅解和理解。例如某次被人指责,然后说他从骨头缝里都瞧不起我,而我则风轻云淡地回复,你瞧不起我很正常,我有时都瞧不起自己;但是你若瞧得起我,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因为我不可能活成他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你想想,若是被小人瞧得起,岂不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么?过后我也没有跟他计较,照样同他嘻嘻哈哈地来往,丝毫看不出我跟他曾经的冲突。
  还有一例,去年女儿要我到江西赣州去商办她的婚事,亲家问我想要多少彩礼,我首先便声明: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至于要多少彩礼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准备的有彩礼,给我多少,我也是转手给了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经济困难而没有准备彩礼,那么我向亲家索要彩礼则是不仁不义。所以说,彩礼的问题还是免谈为好。开亲如结义,不开亲是两家,开了亲就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何必再说两家话?亲家两口子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不敢有任何反对意见。
  还有人说我是一个随性的人。这一点并没有冤枉我,我的确有些随性,除了采访认真写文认真,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意而又随意的人。大意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别人都知道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想方设法跑关系走后门,而我却对此无动于衷,既不巴结领导,也不维持同事,凡事独来独往,无视他人是非。还有就是我这人既不讲究穿着也不讲究排场,穿着以遮住羞丑为准,吃喝以填饱肚子为准,工作以完成任务为准,做人以脚踏实地为准。
  曾经也有人说我是个有才的人。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奉承的意味儿,我当然不会认可。一个只读了三年半小学的人能有啥才?
  说这话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说我既能写文章也能说,不是有才是什么?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写文章和说话方面都是生活给逼出来的。我是一个三等甲级伤残军人,从部队退伍后,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根据国家的安置政策,将我安置到林业部门工作。刚开始分到乡镇时,乡镇上很多正牌干部根本瞧不起我,猜测我可能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为了证明我不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就想着在某个方面赶上或超过瞧不起我的人。于是我拿起了手中的笔,将自己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并经过证实的事情写成所谓的文章,然后恭恭正正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投寄给当地党报党刊,结果还真给刊登出来了。这一写就无法收笔,而且坚持了下来,并且还写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和几个好新闻奖。写了二十多年新闻后,我又改行写起了小说、散文,还光荣地加入了省市作家协会。其实我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几把刷子的,我这哪是什么才华?只不过是比别人多坚持了几年而已。三年的棒槌也成精,何况我还是个有思想的人呢?
  再说到“说”的方面,其实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才能,只能算作才能,而不能算作才华。当年为了胜任领导交办的工作,我得吃透政策和领导讲话精神,然后结合当地实际宣传发动群众。宣传发动群众就得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不说能行吗?得说,还得使劲地说,直到群众能领会政策和会议精神为止。另一方面的“说”是指我经常给人主持婚丧嫁娶,这也是被逼无奈之举。我记得当时是我妻子的三叔去世,当地习俗需要一个人在孝子给客人斟酒时替孝子说几句感谢话,说是没有感谢话便没个起落。我岳父认为我当过兵见过世面,就让我代替孝子说几句感谢话。为了不辜负岳父的信任和推举,我认真回忆了一下当地某知客在别家丧宴上说过的交待话,根据三叔家的实情简短地构思了一席感谢话,结果一说便一发不可收拾,弄得东家有事请我去说,西家有事也请我去当知客,既然常被人请,就不得不对此做些研究,至少不能太掉底子。开始是各处老了人的知客交待,后来发展到给别人主持结婚典礼。一来二去,形成了一个套路,曾经给别人主持过三天的丧宴,十几场交待词没有一场是同样的,因而被别人当成了一种“才华”。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才华,而是一种生活的才能。因为这都是应酬方面的技能,是不能算作才华的。
  当然也有人说我是个坏人。这个我不否认,因为我确实干过一些弄得人家下不来台的坏事儿,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谁让我当时充当着记者的角色呢?记者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既然要为民众伸张正义,就不得不得罪某些权势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但是凡事有弊必有利,权势们认为我做的是坏事,弱势群体却认为我做的是好事。远的不说,就说那几年当地政府盛行形式主义。当时国家号召退耕还林,当地政府为了在上级面前树立一个好形象,不惜动用民力民财在山上大造石头标语,几个乡镇比赛在山上造字,而且一个比一个造的大。声称要让领导在飞机上都能看到他们退耕还林的决心和气势。老百姓对此颇有怨言,当记者的不可能充耳不闻,于是,我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挥笔写了一篇《一个字有两个半篮球场大,一条标语长达五公里;某某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的批评报道,这篇报道被省报刊登出来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就连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都来到我所在的县进行调查,领导们对此大为光火,认为我就是个该死的“搅屎棍”。这件事对权势们来说的确是件坏事,但是正因为我做了这件坏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形式主义的浪潮,从而形成了一种求实务实的党风民风。
  如今我已改行搞文学创作,不再充当权势们心目中的“搅屎棍”了。这也并不是说,我已经改邪归正了。我只是改变了一种批评的方式和策略,用文学作品来感化他人,同样也能起到批评的作用。
  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我既不是你,也不是他,而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实在实在的我。你反感也好,他憎恶也罢,我只想做个真正的我,一切留待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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