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牛棚”生活

　　“牛棚”本是关牛马之地，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它成了专用名词，即关押“坏人”、让“坏人”过着牛马般生活的地方。
　　我有一百天的“牛棚”生活，纪实如下：
　　我是学工科机械的，非党非团。从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管机械，做技术员。不料文革快结束的1976年，祸从天降为了给职工教唱歌，我用毛笔抄歌词，误将“反革命”写成“毛革命”，一字之差，被打成“反革命”。在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完没几天，9月24日，被县上“民兵指挥部”押送到劳教队的“牛棚”。
　　那时关“牛棚”，真是无法无天。被押送到劳教队叫“冲击”，主管“冲击”的是“民兵指挥部”。既不要公安局的拘押证，也不要法院的判决书。单位开个会（原县农机二厂），宣布一下事先拟好的“罪状”，项颈上挂个牌子，被“民兵”提上“囚车”，在一声“打倒反革命***”的呐喊下，就被送到“县民兵指挥部”管理的“牛棚”。
　　“民兵指挥部”在原姚庄坡顶，是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室，有五六孔土窑。靠南面原来住饲养员的两三孔窑，住着管教人员。北面原来拴牛马的三孔土窑，就是“劳教分子”住的“牛棚”。窑外是一片麦场，外有围墙。大门口设有岗哨，民兵持枪站岗，二十四小时戒备森严，禁止外人入内。
　　被送到这里“劳教”的人，五花八门。有人偷了几只羊；有人借“会计”之便，用了队上贰拾元钱；有人因为当大队支书被人诬陷；有工人打架，对厂领导处理不服；也有所谓的乱搞男女关系，耍“流氓”的；有个教师被诬陷为“强奸”；还有像我这样的政治“反革命”等等。绝大多数并没有触及刑法，完全是“四人帮”的极左造成的。
　　这些被定为“劳教”的人，其实是按照“准犯人”被对待。来牛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行将头发一律剃光，以示有罪。另一个程序就是在全县游街示众。出发时，给每位“犯人”的脖子上挂个有罪的牌子，“反革命***”“贪污犯***”“流氓犯***”等等。游行车队要在一天内，行遍全县重要乡村，站成队形，低着头接受批斗。中午吃一点自带的冷馒头，喝口凉水，没有其他的自由。就这么站一整天，逢下雪下雨天，也只能被淋着，硬撑着。等回到住地，往往已是精疲力竭。
　　县上每次开公捕公判大会，牛棚的“准犯人”也要全体排好队，挂着牌，在指定地点，低头站着，陪同挨斗。从开始到结束要两三个小时，一直都得站着。这些“犯人”出门上下工，路上都有持枪的民兵押送，那枪不是摆设，是真枪实弹。有一次行路，突然“砰”的一声，怪吓人，民兵枪走了火，幸好没伤到人。从那以后，民兵枪里的子弹被悄悄退去，只是做个样子。
　　大门“警卫”24小时持枪站岗。“犯人”晚上睡下以后，如果要大小便，需要在窑门口喊，“报告班长，***要上厕所”，警卫答应了才能出来。在外边工地干活，四周也有持枪的警卫。如果要上厕所，也得报告“班长”，和劳改犯一模一样，根本没有自由。
　　这些“犯人”住的生产队的牛棚，没有做任何清理，就让“犯人”住进去，闻起来一股子臊臭味。没有炕，也没有床，在地上铺些麦草，铺上褥子就睡觉。一人占多半米宽，一个土窑能容纳二十几个人，整个牛棚有百十号人。
　　“犯人”的口粮被定量为每月45斤，但这45斤并非全能吃到“犯人”口中，被管教人员卡去不少。主食不够就以红薯替顶。蔬菜多以白菜帮，南瓜为主。吃不上肉，更不可能包饺子，吃得多数人都拉肚子。厕所就在住的窑门口，臭气冲天，难以忍受。
　　“犯人”干的是苦力。“劳教”的主要工作是在外边干活，被编成几个小队，我所在的小队算“建筑队”，砌围墙，盖简易库房等。一部分人会持瓦刀砌砖，被视为“匠工”，另一部分人筛灰，和沙，搬砖头。我只是在农村为自己家砌过墙，大胆报名当匠工，拼着命也难以胜任。有一次为一个单位砌的墙，第二天就垮塌了。主管找匠工兴师问罪，匠工吓了一大跳。好在大家都认真干活，没有找到故意砌坏的真凭实据，只好作罢。
　　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了三个月，没有休息日。即使结了冰，也要破冰和灰沙，砌砖墻。几个月不能洗澡，不提供洗衣服的水，浑身酸臭。头发上，衣服上长满了虱子，晚上睡觉前，人人先要捉一阵虱子，真是苦不堪言。
　　打倒“四人帮”之后没几天，管教政委突然宣布，押送的民兵不用持枪了。大家感觉政治气候变化了，都盼着自己能早一天出去。
　　解除“劳教”有一个信号，谁要是被选定回单位“汇报”情况，那就是要解除劳教，被放回去了。所谓的“汇报”，就是在单位的相关会议上，讲自己的“改造”成果，如果单位通过，过几天就可以回去了。
　　春节前我回单位“汇报”后，很快被放回。经历了三四个月的“牛棚”里的磨难生活，终于在1979年平反，恢复了名誉，补发了被扣的工资。四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刻骨铭心，特记于此，以昭历史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