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城市街道改名

1966年,文革极左风暴席卷全国,城市街道名称“焕然一红”,北京蜚声中外的长安街更名“东方红大道”,协和医院更名“反帝医院”;郑州德化街为“反帝街”,碧沙岗公园为“劳动公园”等等,全国城市无一幸免。我老家住的卫辉德西街,因为“德”字似有封建气味,而“西”有夕阳西下之嫌,该街农业户口和城市居民杂居,于是改成革命化的街名:工农街。现在看来荒唐之极,不过,当年改名红潮轰轰烈烈,失去理智的人还觉得振奋人心。
  然而,城市街道名称并非是个符号或词组那般简单,它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乡愁,而且关联人们的思想感情,知名定位等等,慷概激昂地一夜扫涤,改头换面固然容易,但让老百姓接受和使用就很困难。记得我在郑州,虽然红海洋的“革命”年月,市民群众一直置官方颁布的“反帝街”名称于不顾,依然叫“德华街”,如果有人称反帝街,反而令听者一脸茫然,疑乎斯人脑子进水。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那场荒唐改名的拨乱反正,各地城市的红色街道名称,灰飞烟灭,尊重人民意愿,纷纷恢复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名称。有些改得左得离奇的街名,留作了笑料,被历史所不齿。
  其实,人民群众通情达理,对老街道城市名称,更改为“革命”性地名,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有的还是他们积极请求,例如,郑州的长春路改“二七路”、普乐园改“二七纪念堂”,兄弟省市的“存瑞中学”“志丹县”“张自忠路”等,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新改的地名街名,传承红色文化,鼓舞人心,有口皆碑。两种更名现象,两种命运结果,阐述了这样的道理:人民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是城市的主人,只有他们所接受认可的更名,才有生命力,才永葆青春。
  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河南登封和河北的两个村庄,分别把名不见经传的老村名改成擂响中国的“朝阳沟”,都取得了巨大的精神文化和旅游经济双效益,被津津乐道。上世纪80年代,湖南大庸更名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县,傍名胜、傍古迹,一改成名天下知,于是一些城市纷纷仿效,更名潮起。湖北省争改“赤壁市”的竟达7个城市之多。据报道,现上报待批更名的城市已有:林州市拟更名红旗渠市、新郑市(轩辕市)、贵州仁怀市(茅台市)、石家庄(西柏坡市)、驻马店(汝南市),淇县(朝歌县)……
  殊不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更名成功的城市财源滚滚,弹冠相庆,而掉进坑里,懊悔不休的也不少,几家欢乐几家愁。例如襄阳先改名襄樊,让人不知所云;无奈又改襄樊为荆沙,仍不得要领,劳民伤财够了,结果画了个圆,不得已重新恢复原称谓:襄阳。一声长叹,若知今日何必当初?众所周知,安徽徽州市包公故里,徽剧、徽菜、徽民居,本来声名贯耳,张家界掉下个大馅饼,徽州东施效颦改名黄山市,岂料大名鼎鼎的徽州市人间蒸发了,黄山市“藏在深闺人未识”(游客误以为是黄山景区里新命名的小集镇),弄巧成拙,丢了大招牌,画虎不成反类犬。徽市更名以来,一直被世人所诟病,骑虎难下也。
  由此来看,城市改名绝非个个如愿以偿,因而必须审时度势,严密论证,慎之又慎。此外,区域街道更名、命名也须瞻前顾后,三思后行。例如,郑州市邙山区,政府命名使用两三年了,方发现欠妥,又请专家论证,改名惠济区,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大麻烦。
  如今气候变异,我国北方城市缺水,并且形势将愈发严峻,而城市无水便缺失灵性。因而北方城市改名就要结合傍水,以求城市地域形象,有江南水乡之秀。南水北调渠流穿郑州二七区,沿渠村庄整合后更名“运河新区”,让人顾名思义,幻化出北国江南,水光云影,樯桅白帆的景象,因而,赢得了楼盘开发的很大热情。
  上世纪末,故乡汲县更名卫辉市,尽管卫辉府历史上声名显赫,但近现代还没有汲县响亮,因为汲县豫北医专、干部疗养院、汲县纱厂名闻遐迩。郑州与卫辉一河之隔,有人竟把卫辉市和辉县市分辨不清,让我倍感沮丧。不揣冒昧,当初汲县更名“卫河市”(或征集群众智慧命名),说不定独树一帜,让人产生遐想,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名称效益哩。当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名不副实也不中,城市谋发展必须内外兼修,此乃又一话题,权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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