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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四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国家紧急出台了多种防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让大家都宅在家里。但是这样宅在家里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无聊、烦躁、焦虑的心理问题。于是,看书看电视成了我的最大兴趣。现将四点所思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平凡”与“世界”的断裂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有一个细节:在村办初中教书的孙少平读完课本上一首诗词之后,若有所思,在黑板上写下“世界”二字,希望这些懵懂的乡下孩子尽可能早地明白这个词的意义。若不是剧情过于殷勤地闪回,不遗余力地填充,这会是该剧从小说到影像的一个富有能量的转化。“世界”是什么?电视剧随着一次次对一些字句的激情澎湃地重复,告诉我们:世界是远方,是别样的人生,对孙少平而言,也许就是与其相对不凡的才能相称的人生舞台,而它所超克和鄙弃的其实就是双水村的农民生活。
  读过小说的都知道,这其实与辛苦程度无关,小说曾明确写到,他不愿意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淹没。这是少平与少安的区别,是少平之于整个作品的意义,也是“励志型”读法所遮蔽的,而由此表现出来的难以言尽的孤绝的精神状态,也许便是吸引一批批读者的原因。
  这一切来自阅读,之后赖以拯救的也是阅读。平凡的是出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世界并非小布尔乔亚暂时遗忘现实苦恼的异域和远方,而是与任何人都能平等地对世界范围内知识的享用和平等地表达对世界认识的权利,但并非为了谋私利。
  基于对先进知识的了解,农村代表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孙少平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在他眼里,煤矿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动力,他熟知很多发达国家的采煤效率,为中国的低效忧心,曾打算报考煤炭技术学校。这是小说中孙少平的“世界”图景一次比较清晰的呈现。他跟田小霞说:“这不是理想,而是实际打算。”可见,他否定了小霞所展望的对他来说不切实际的世界。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想要挣脱的可以说是体力劳动,《平凡的世界》恰恰用更严酷的体力劳动磨砺着他的主人公。我们容易忽视,几乎被读成陈世美的高加林同样关注先进的世界,更不注意高加林这个名字来自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上中学时的路遥——那时还叫王卫国——爱读《参考消息》,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消息后,兴奋得彻夜难眠。《平凡的世界》结尾处,面带伤痕的孙少平再一次做了人生的决断,拒绝了金秀的爱情和依靠关系的工作调动,决定回到煤矿,在书店选了一本书:《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据华东师大黄平老师考证,这个书名来自《读者文摘》一篇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日常生活的文章,撒切尔夫人正在阅读这本书。个人看来,这也许正是作家意欲交待的主人公的“世界”——平等地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小说所写的从1975年到1985年,现实的贫困和不平等造成孙家兄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苦恼——而这正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努力解决的问题——以至于让经历了深刻变革的20世纪中国的青年发出了19世纪主人公的浩叹:生活啊生活!在今天看来,这种普遍的情绪构成了改革的内在动力,然而,改革的步伐与他们的命运和心情并不同步。小说中少平回乡获得教书的机会是因为二爸孙玉亭想出了“村办初中”点子,电视剧情节相同。只是剧中少平当不成老师是因为村里的小学、初中全都取消,集中到公社;而小说忠实地交待了村办初中停办的原因是分产到户之后,单个家庭缺少劳动力,学龄儿童回家劳动所致。作家同样忠实地写到了分产到户的过程中以及之后人性中自私、贪欲的暴露,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观念的改变。我们痛心地看到农民将集体的拖拉机大卸八块,抢最好的铁回去铸自家的犁铧,淳朴的少安媳妇一心想分家单过,人们开始各顾各的利益交往,而不再是互帮互助。小说沉重地写到少安有钱之后的一次痛苦的心理过程。少安去看望读中学的妹妹兰香,给她留下五十块钱,兰香坚决不要,说二哥每月给她寄十块钱。少安说,二哥的钱能要,我的钱为什么不能要?妹妹说,你已经分家了,不能让嫂子不高兴。个体意识从社会组织层面渗透到了家庭,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看似合理,而这同时造成了对人情的割裂和伤害。除了少数人发家致富,农村大部分人仍然贫穷无助。面对亲人和乡人,善良的少安从来不缺少责任感,但集体的形式已经不再作为一种构想和选择,至少短时期内如此。
  路遥虽然呈现了历史复杂的轨迹,但他有自己比较简约的价值评判,而我们恰恰是在他的忠实描写、复杂情绪和简约判断之间发觉他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含混。
  路遥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这种含混表征为一个饶有意味的形象——孙少平。正是“集体”(它本身恰是对小农意识的克服)的溃散,才使得孙少平的“世界”必须以鄙弃双水村为前提。此时,社会断裂为“平凡”和“世界”两橛。“平凡”这一身份、阶层的表达代替了阶级,“世界”从置身的环境中退出,于是很容易被当成抽象的理想和远方。
  在孙少平那里,“世界”也确实变成了个人面对和坚守的精神性的存在,但它本身是曾经被创造的世界的馈赠,并且不能否认,它是指向未来的。孙少平正是以这种方式承担了历史的转折,成为给他启蒙与召唤的历史的引渡者,以近乎苦行的方式表达承受之重。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转折时期的独特人格。如果他等同于个人主义的奋斗,今天再读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些人物和剧情,这实际上就是电视剧所做的——借助这个文本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剧情进行各种标准化生发。以孙少安为主线的《平凡的世界》近乎一部陕西版的《老农民》,与路遥关系不大。
  二、公孙胜才是王道 
  昨天看了几集新版水浒传,看的我稀里糊涂的,迷迷登登的,到现在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  
  刚开的一轱辘是演公孙胜给宋江讲洪太慰误走妖魔的事,当然大家都知道书上面不是这样的哈,这里可能是导演想把水浒中神化的东西模糊化才用了这样的手法,这个我们且不讨论。  
  后来就直接演到公孙胜要让宋江去劫生辰纲的事儿了,宋江不肯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之后公孙胜就跑了,然后县令说宋江闯祸了,然后宋江就去抓公孙胜了,抓着抓着就抓到石碣村,然后就慢慢演到了七星聚义了,七星聚义演完后,宋江抓公孙胜回去,镜头转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在那练兵,练完兵后回家的路上和林娘子碰面,两个人在街边吃阳春面,史禁在那里抓坏人,然后林冲介绍林娘子认识史进,后面就演史进的那些事儿,然后就演到鲁 达这里,慢慢的演到了白虎堂、再演到倒拨垂杨柳。  
  我暂时看到这里,那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以前我看预告的时候说是九十多集,拍的很全的,所以一直是比较期待的,这里他少演了小霸王周通的一段,也少演了史进的一段,这些我就不去追究了,主要一点是他把这个时间问题弄的我有点迷糊。  
  我们来讨论讨论哈,从鲁智深的出场到智取生辰纲至少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宋江是我们甘肃那边的吧,书上说了是渭州嘛,那肯定是甘肃那边的,后来犯事后到山西,山西他肯定呆过一两个月,然后再到东京,这期间就是好长一段时间,至少大概要个半年时间,然后林冲发配沧州后一直到冬天上梁山,然后应该是杨志的故事,慢慢的引发到蔡京的生辰纲问题上面,然后智劫取生辰纲。  
  好的,如果要这样演的话,到生辰纲的那一集时,这兄弟七个已经结拜一年了,一年前公孙胜就知道这十万生辰纲的事儿了,然后兄弟七个结拜后等了一年整,才去取这生辰纲,我不得不说一句,公孙胜就是公孙胜,简直太神了,神马都是浮云,公孙胜才是王道。
  三、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代?
  在21世纪,我们只能出现这样的《红楼梦》,1987年的红楼、曹雪芹的红楼,都永不复现。我们不能接受新《红楼》,只能说明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代了。  
  对于新版《红楼》,民间和媒体普遍认为是失败之作,与1987版《红楼》相比,简直臭不可闻。对李少红的讨伐之声也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发起抵制,其理由无非是:新版《红楼》制作态度不端,糟蹋了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姑且认同这些观点,但是,新《红楼》为什么会烂?李少红的不用心又体现在哪里?从两部剧的制作流程去看,其制作细节都有哪些不同?——成果上的差别显而易见,导致成果的原因差别却没被讨论,这一次,我们想展示的就是两种成果背后的不同制作流程,你会看到,不管是创作环境还是社会风气,1987年与二零零几年都有巨大的不同。我们无意于为李少红平反,她自然是要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付上全部责任的,但也无意否认李少红的种种委屈。我们想说明的是,在21世纪,我们只能出现这样的《红楼梦》,1987年的红楼、曹雪芹的红楼,都永不复现。我们不能接受新《红楼》,只能说明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代了。   
  四、作家也当“知荣明耻”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坛是越来越热闹了:由揭露余秋雨到批判刘心武,由少年蒋方舟出书到郭敬明涉嫌抄袭,由卫慧身体写作的走俏到李国文称为“裤裆文学”的流行,从名人博客的风起云涌到韩寒白烨的口水大战,似乎文坛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可是,暴力、性、虚假、谩骂、甚至攻击的日益突出并且呈泛滥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说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之一,文学作品是为大众提供交流思想、展示心灵、丰富情感、提高素质的平台,也是见证时代、记录历史、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工具。所以,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健康的,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因此,作为这些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那些作家们,其重要位置就十分明确了。而作家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文坛成为文明的阵地,“知荣明耻”的提出和要求,就给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人格立场。
  古人孟子曾倡导“吾善养吾浩然正气”,也就是说,作家要争取提高自身的修养,不畏权势,不骄奢淫侈,要保持一身的凛然正气,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品位。而现在的作家呢?什么人是好作家?怎样做一个好作家?这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途径。我觉得,一个好的受人尊敬的作家,同样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坚定荣辱观,明晰是非。具体说来,应以传播先进文化为荣,以维护社会秩序为荣,以致力于文学创作为荣,以营造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舆论氛围为荣,以坚持自我约束、接受群众监督为荣。做一个“知荣明耻”的作家,才是广大读者需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形式是多样的。当年朱自清拒领美国的救济粮,体现了热爱国家一身正气的形象,也是当代作家要学习和追求的。
  近段时间,关于学术抄袭的事件被炒得佛佛扬扬,我认为这与文坛的抄袭也是一样的,反映了作家学者们的浮躁心态和功利心理。所以,就如何改变现状建立一个诚信和谐的文化环境,“八荣八耻”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也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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