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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除了节日的祭奠,我和姐妹们平时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能有时间到父亲的坟前了。但在闲暇的时候我还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特别是父亲的品格就像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厚重地积淀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农闲的时候上了两个冬春(冬天粮食入库到春天播种之前)的私塾。父亲很聪明,短短的两个冬春他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打算盘,认识了不少字,更重要是学会了查字典。后来他借助字典看了很多古代历史小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几乎能把所有看过的小说故事变成自己的话讲给乡亲们听。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十里八村,父亲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包产到户前自然村叫小队)、当会计。那时候,在村子里当什么都不挣钱,一年下来只象征性地给一些工分(包产到户前村里计算工作量的单位)。由于我们家劳力少,吃饭的多,一年下来除了能分到人均的口粮外,大多数年份还要欠队里一些钱。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要供养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但父亲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难,他总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在房子周围圈一个小菜园子,种点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由于我家住在村子最北头,房子周围的空地大,菜园子也比别人家的大一些。菜园子的围墙是用泥巴做的,矮矮的,只有一米左右,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总要修补一番,墙上插一些树枝,勉强能挡住猪羊鸡的侵害。挡人是挡不住的,别说是大人了,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地跨进去。我爷爷和三爷爷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他们很会摆布园子里的蔬菜,特别是种的南瓜结得又大又多。夏秋季节,我家的菜园子总能引来村民们的夸赞。大南瓜一茬一茬地摘下了,小南瓜又一茬一茬地长大。每摘下一茬父亲总是催着我和姐姐妹妹们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上一两个,自己家少量留一些。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和姐姐妹妹趁午饭晚饭家家有人的时候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南瓜的情景。送到谁家,谁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南瓜,客气地让我们进屋一起吃饭,但我和姐妹们每次都是像完成了任务一样笑着跑开了。一次两次家里人不说什么,次数多了家里人就开始反对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和三爷爷,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白白送人了,当然不高兴。我和姐妹们也不理解。但父亲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住在一个村里,都乡里乡亲的,家里有什么不要吃独食,要舍得给别人。况且咱们家还是比哪一家留下的都多。再说了,咱们家有事也得找乡亲们帮助嘛!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太自私了,好狗还护三邻呢!你们想想,怎么好多人家的菜园子经常被偷,而咱们家就没丢过呢?
  确实,在那个食品短缺的年代里,别人家的菜园子很多都被偷过,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菜园子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南瓜。
  父亲和很多农民一样爱抽烟,有时也喝酒、打麻将。闲暇的时候有时也玩儿个通宵,彩头就是当地供销社卖的一些很平常的香烟。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镇里要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乡政府要求沿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但乡里又没钱,只能给一些布料作为补偿。秋天路修好了,冬天乡里把布料按出工的多少下发给村里,再由村里分发给出过工的人家。那年,父亲当村长。我已经到镇里上初中了,三个姐姐也都成家了,爷爷、奶奶、三爷爷也已故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亲和妹妹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车把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冬天天黑的早,来不及给村民们分发了。正好那天母亲领着妹妹去了姥姥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邀父亲去另外一家人家打麻将。父亲是个对人缺少戒备心理的人,他总是相信村里的人都是好的,他常说:锁子是锁君子的,锁不住小人。要是有人真想偷你的东西,锁子能顶什么用?所以我们家的人出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是挂上家门、关好院子的栅栏就走了,从不上锁,只是防止猪鸡杨钻到家里,从不防人。这一次父亲也是同样把家门一挂,把院子的栅栏一关就上了麻将桌。
  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的时候,麻将散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踏着地上的一层薄霜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走到院子里一看家门也敞开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有贼了!进屋里一看,昨天下午乡里送来的布匹只剩很少的一点了。那个村民可能是觉得自己叫父亲出去打麻将,结果丢了东西,自己也有责任吧,急的要赶快叫起熟睡村民们一起破案。父亲很快冷静了下来,让那个村民在家里先抽根烟,自己走出去仔细查看着院里院外地面上的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那两个蟊贼可能是没有做贼的经验吧,不懂的“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的常识。地上的霜虽然只有铜钱那么薄的一层,但也是一个夜晚一层一层积起来的。先前积过霜的地面如果有人留下脚印的话,尽管后来的霜又覆盖了,但终究颜色深浅不同。两行依稀可见的脚印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村外,绕了个弯儿又回到村里,一直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亲跟踪到这里,抬头看看这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家了。那个村民一看父亲回来了,急切地问:“找到了没?”“父亲淡淡地说:没找到。你回去睡吧,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家丢布匹的事很快传开了,父亲也不避讳,干脆召集村民们开了个会。会上父亲说丢东西是自己一个人的过错,与别人没关系,他当场表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赔给乡亲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有好几个父亲的同龄人站出来说只要父亲出一半就行了。理由是父亲第一不是监守自盗,有人作证;第二是父亲平时的为人,谁能说出个不好。其他的村民有的是真心同情,有的是碍于情面,都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最后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父亲答应赔钱的第二天母亲领着妹妹回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又一顿。我和姐姐妹妹们也责怪父亲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可父亲先是一言不发,等我们都不说话了,他说:东西丢已经丢了,生气有什么用呢?钱晚一天也总能还上,包产到户前日子那么紧不也过来了吗?最后我们都原谅父亲了,毕竟他不是故意的,但事后的多少年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案。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姐姐、姐夫们就在我们家聚齐了,午饭时父亲主动说起了那年丢布匹的事。他说他当时跟踪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想一想,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还可能因此恨咱们家一辈子呢。我年龄大了无所谓,你们同年仿佛的以后怎么相处?
  听完这一席话,我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的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说:自己家的油瓶子倒了,你也别指望他快走几步扶起来。可父亲总是说: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再着急太阳也不会给你早出来。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的慢性子一点儿也没改。
  那一年,我上了初二,要去远在三十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住校读书,每个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父亲花了三十块钱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的我身材瘦小,学了一个假期,勉强能跨过车梁吃力地骑行。但这辆自行车的确太旧了,不是掉链子,就是轮胎没气,可总还是比步行要快一些。
  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和同村的一位比我稍高一点的同学每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家里给烙的一大袋烙饼向着学校出发了。虽然已是秋天,但“秋老虎”依然余威未减,火辣辣地炽烤着大地。我们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大多数是上坡路。我们同学俩,骑一段,走一段,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汗流浃背地卸下自行车上的书包和烙饼袋走进宿舍后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摘下汗水浸湿的帽子,头从窗户躺在了床上。秋天的凉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我头上的热气随着凉风像白云一样在空中飘荡,舒服极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我起身的时候感觉衣服划疼了皮肤。不好,我感冒了。
  感冒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头疼脑热,流点儿鼻涕,吃点儿药就好了。对于我可是要命的大病。六岁那年我感冒后得了脑膜炎,差一点要了小命。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该有我这个儿子吧,在县医院昏迷了四五天后,我奇迹般的醒了,十多天后康复出院了。让大夫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留下嘴歪、眼斜、跛脚、脑瘫等任何后遗症。乡亲们都说是父亲积的德。可毕竟是一场大病啊,真的是小死一遭,六岁的我又重新学起了走路。但从那以后我就种下了经不起感冒的病根儿。一旦感冒,轻则两三天,重则六七天,高烧、昏迷、呕吐、人事不省。除了打针输液根本好不了。
  这一次我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学校就把我送到了乡卫生院,医生按普通人的重感冒配了药、打了针。到了晚上,我又一次高烧得不省人事了。医生感到问题严重,通知了学校。校领导也很急,马上派我的一位老师连夜骑自行车赶到我家。老师大致说明了情况后,母亲急得哭了起来,父亲二话没说,打开柜子把家里唯一的钱包揣在衣兜里,转身和老师说:咱们赶紧走吧!老师说:我用自行车带上你吧。父亲说:尽是上坡路,带不动。你骑车走大路,我步行抄小路,各走各的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父亲就进了乡卫生院,十多分钟后老师也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卫生院。父亲和医生沟通了病情,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和父亲的精心照料,我又一次康复出院了。是父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事后,村里的乡亲们经常调侃父亲说:谁说老李不着急?那要看遇上什么事儿。母亲也说:这个人活了半辈子,就着急了那么一回。父亲总是笑着说:十指连心哪!儿女的事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哪能不急呢?!
  是啊,父亲爱他的儿女远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父亲对我们子女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支撑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帮我们抗击风雪,为我们输送营养,呵护着我们成长!
  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惯我们。他很有威严,也很倔,我们都怕他。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即使心里不情愿也得做。
  我上高一那年的春天,清明节刚过,树木才微微泛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位牧区的同学和他的哥哥去找我,说家里想等天气暖和了盖羊圈,让我领着他到我们村里买一些杨树椽子。我们村沿河而居,两岸滩涂的林地上杨树郁郁葱葱,家家都有可做椽子的杨树,有的还可做檩子,包产到户后村里的林地都分给了村民。我碍于同学情面答应带路,天刚刚黑了下来,我坐着同学哥哥的拖拉机出发了。拖拉机昏暗的灯光在前面照出了一片不大的桔红色,桔红的亮光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连天上的星星也都躲进了黑暗之中。我们无法辨别方位,只凭着感觉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我以前没有走过夜路,同学的哥哥又是第一次到我们村,二十多里的路走错了两三次,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钟才到了家。此时,村里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
  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着同学的哥哥说:“村里的树有的是,可没有预定是没人提前砍的。树这种东西不吃不喝,在地里放一年就长一年。这段时间树木还没发芽,是个砍树的好季节,村里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题的。可今天再咋说也晚了,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时间不早了,你开车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母亲张罗着从柜子里取被褥,父亲开门到了院子里。我一边帮着母亲铺被褥一边想着明天如何去学校。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大人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课,我看你就不要睡了,早点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深更半夜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和父亲说:“大半夜的,儿子一个人敢走吗?就让他睡上一觉,哪怕天亮了早点走呢!”
  父亲坚定地说:“这么大的后生了,没狼没虎的,有什么好怕的?我十来岁就给人家放夜牲口了,现在条件好了,可有机会还是要锻炼锻炼,要不长大了还怎么称得起个男子汉呢?”
  我和母亲知道拗不过父亲,什么也不说了。父亲安顿说:“到院子里拿上一根趁手的木棍,万一碰上狗也好招架一下。”我喝了口水,给自己壮了壮胆,开门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我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我心里是一肚子的委屈,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太狠心了。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每一个黑影都像是埋伏着的幽灵,夜风吹动草木发出刺耳的咝咝声,偶尔有野兔从周围跑过,令人毛骨悚然。几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经过这一夜,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感到自己增长了胆识,真正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一夜成了我向同学夸耀的资本,这一夜给了我一生的启迪。后来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位教育者说过:好多孩子是被父母爱死的,懂得放手才是大爱。这一点,父亲做到了。我感谢父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他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财产,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与邻为善、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子女的人生。他对子女们宽严有度的大爱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发前行的脚步。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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