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迷宫”与形式追求 ——《迷舟》的文体批评

“格非迷宫”与形式追求——《迷舟的文体批评

作者:钟本康

与那些故事弱化,故事破碎的现代小说不同,格非的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这似乎有着对传统小说的复归趋向,但谁都承认,格非的小说是很现代的,这里指的不仅是观念、意识,而且是形式、文体。格非那娓娓动听的故事,总是浸透着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东西,它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人进入迷阵。一位评论家说:“格非迷宫”可能是目前小说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在格非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有两部中篇比较有代表性。《褐色鸟群》(《钟山》1988年2期)写的是,一个叫棋的陌生女子夹着画夹来到“我”(格非)的小白楼,听格非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与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街头邂逅,雪夜追踪,而她却不知去向。不久,他又与那女人在郊外相遇,相近,直至结婚,她果然有双栗树色的靴子,但她说十年未去城市,也未雪夜回村。她在结婚的当天(正是她的生日)突然死去。后来,棋又夹着画夹来到小白楼,但她说自己不叫棋,手上夹着的却是镜子。在这里,一切都似真非真,似梦非梦,迷团接踵而至,搞得你如坠五里雾中。与《褐色鸟群》的假定性、荒诞性的形式表现相反,《迷舟》(《收获》1987年6期)的故事真实而清晰。孙传芳部队32旅旅长萧回家奔丧时与杏重温旧情,杏的丈夫三顺发觉后把杏阉了送回娘家,萧连夜去榆关看望废掉的女人,而占领榆关的北伐军首领正是萧的哥哥,于是萧的行动被暗中监视他的警卫员解释为通敌,萧就被枪决了。这部小说在背景、时间、地理环境、人物身份、故事进程等都交代得很清楚,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但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又都“沉浸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寂静、无言、凶兆、性爱、死亡……布满了迷阵”。从小说文体意味上看,也许《迷舟》更值得注意。

当前理论界正在把文体革命的研究提到显豁的位置上,《文学评论》、《上海文论》等刊物以南北呼应之势发表了文章。新时期是一个新的文体革命的时代,其核心体现在从“为革命立言”、“为政策立言”到张扬个性的衍化过程。到格非手里,则把个性的张扬更自觉地倾注于形式的追求之中。他的小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形式美,称格非为形式主义小说家,并不是贬词,在文体革命中,他是独树一帜的。而《迷舟》无论是语言的选择、结构的布置还是表达的方式,都达到了珠圆玉润天衣无缝的境界,从而将它的迷宫构建得曲折回环、璀璨夺目。这里,仅就与“格非迷宫”有关的形式因素作一些分析。

《迷舟》一开始提出萧的“下落不明”,它像一个谜,小说实际上是在解这个谜,然而正是在这里它设下了引君入彀的“圈套”。随着故事一天又一天地展开,萧与杏的旧情新爱越来越成为读者关注的中心。待到他们私媾事发,三顺扬言要杀死萧,读者满以为解开谜底之势已定。果然,萧去榆关路上,被三顺们所截获。这里细写了萧必死的条件:萧处涟水河边无路可退,萧匆忙间未带手枪,萧的警卫员不在身边,萧默认确是去看杏等,但却是一场虚惊。至此,读者也许会猜测起萧“下落不明”的各种原因,但恐怕绝对不会想到杀死萧的竟是他的警卫员。在整个故事叙述中,每个环节都扣得很紧,使你无法逃遁。问题在于,作品怎样把读者引入歧途。

原来这部小说布置了明暗两条叙述线,明线是萧与杏的关系,暗线萧与警卫员的关系。在叙述方式上,始终让明线处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读者将看似无关紧要的警卫员置之脑后。也就是说,用不断扩大刺激强度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格非是明智的,这种手法在侦破小说、情节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很难骗过现代读者的眼睛,因而在描述暗线的语言选择上颇费了心机。作者对警卫员不是没有暗示,但都是模棱两可的,如:萧走出指挥所解马缰绳时,“警卫员不安地跟了出来”;萧遇见老道人以后,“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诡谲双目的光芒”;萧在安葬父亲的归途上,“听不到警卫员跟随着的熟悉的脚步声,有点不习惯”;萧在杏家竹林中见到警卫员闪过的身影等等,联系到当时的情景和警卫员的身份,谁会怀疑其中有什么奥妙呢?事实上,警卫员即使在监视萧,也并不非要杀死萧不可,在第六天,他还及时地提醒萧:“是不是该回棋山了。”而且作者还反复强调萧对警卫员的印象是“像个姑娘一样”,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反应迟钝”,经常“熟睡”,甚至“发现自己和这位沉默寡言的下属的关系日见亲密”。于是种种暗示被萧的印象所覆盖所磨损,变得毫不足道了。值得注意的是,萧对警卫员的感觉,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偏斜”或错觉,正因为警卫员对萧的六天经历不甚了了,譬如说,萧为了观察杏的联系暗号,强词夺理地坚持在急水处钓鱼,接着又莫名其妙地不钓了,警卫员“像是对旅长的反复无常感到茫然不解,又像是丝毫没有猜透旅长的心思”;萧也很有把握地认为,警卫员对自己与杏的经历“似乎毫无察觉”,因此警卫员才得出萧去榆关通敌的结论。这也可见到格非对“迷宫”设计是何等的周密。

萧实在死得冤枉,但作为当事人警卫员却认为死得应该,在这里,格非已偷偷地把背景提升为故事的主体。《迷舟》在题记和“引子”中交代了军事态势和地理环境,大致可概括出两个要点:(1)北伐军势头很猛,使孙传芳守军不战而降,迅速控制了重镇榆关,其首领是萧的哥哥;(2)孙传芳抽调精锐师驻守棋山要塞对抗,萧的家乡就在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而萧曾在榆关表舅家学过医。这些看起来与正文所叙述的萧与杏的故事无关,但却巧妙地布下了“迷宫”的阵脚。背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后就销声匿迹了,直到篇末警卫员那段晴天霹雳似的话才又骤然再露尊容:“引师弃城投降后,我就一直奉命监视你。……在离开棋山来小河的前夕,我接到师长的秘密指令:如果你去榆关,我就必须把你打死。”这几句话把篇首的背景交代全都促活了,立即上升为故事的本体部分和迷宫的有机部分。本来,萧的死应归结于他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却转移到与萧行为无关的背景上。换句话说,萧在应该死的地方不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却死了,这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和荒诞感。

由此可见,格非在对《迷舟》进行形式思考时,有一个奇特的特点:故事的发展不断改变着预定的方向,先从奔丧转到偷情,继而从偷情转到情杀的威胁,最后突然转到政治性的误杀,走着一条弯曲迷离的路0正如克莱夫·贝尔在评述普鲁斯特的小说时说:“只要我们想看到他们的故事向前发展,我们就得保持耐心:向前发展并不是它的预定方向……”在这里,他还充分运用时间的因素使读者畅通无阻地毋庸置疑地引进“迷宫”。《迷舟》对时间的写作是极其严密一丝不苟的,不仅充斥着“午后”、“傍晚”、“黄昏”、“拂晓”、“晚上”、“午夜”、“黎明”、“中午前后”、“昨天”等词语,不仅明确地写出日期“1928年3月21日”、“七天后突然下落不明”等,而且整部小说就是按“第一天”、“第二天”……来安排章节的。在这里,故事和人物关系的发生发展,场面和情景的出现展开,都存在于时间里,都打上时间的印记,倘使抽掉了时间感,小说的骨架连同血肉也就化为乌有。时间,使《迷舟》具有了确定性,同时使《迷舟》具有了神秘性。警卫员在枪决萧时说,“大战即将开始,———已经没有时间了”。这句话不妨理解为萧的气数已尽。萧与杏的幽会和事发,三顺对萧的截获和释放,都在晚上,而萧随带警卫员来村时,警卫员打死萧时,都在早上,这种巧合诚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把明线的关节点放在黑夜,把暗线的关节点放在黎明,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着神秘色彩的形式追求。对《迷舟》来说,时间不仅是一个精美的阿拉伯图案,而且是一种“迷宫”的三维结构。

在萧“下落不明”的谜解开以后,为何“下落不明”的谜似乎并未完全解开,读者并没有因萧的死而得以驱散迷雾,走出迷宫。这是因为《迷舟》在形象外观上有这样一些特点:(1)突出预兆。“引子”中有一句点睛的话:“在这几乎和以前一样寂静的午后,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这种预感是属于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反映了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对自身命运失控的恐惧感。如:在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中,小河村出奇的宁静,构成了反常的潜伏着危机的氛围;母亲见到萧时,发现他的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模一样;老道人诡谲地说萧“当心你的酒盅”等,不祥的凶兆一直弥漫于整部小说之中。(2)突出本能冲动。意识总要压抑本能的冲动,而本能冲动一旦成为难以压抑的驱动力时,往往会出现无法理喻的行动。面对父亲的死讯、家乡的景物、灵堂的肃默、母亲的啜泣,萧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但心灵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驱动着他,因此萧对杏的举止身影有着神奇的敏感,萧的一系列行动也很难用明确的心理依据去解释。如萧潜入杏家,萧在急水处钓鱼,萧去榆关等,作品几乎都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过程,于是就有一种神秘感。(3)突出非过程性。事情的过程就是事情的一切,不交代过程,事情就变得无根无由神秘朦胧了。如:马三大婶突然出现在棋山指挥所,她怎么会知道萧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呢?她后来暗中向萧通报三顺外出捕鱼的信息,她怎么会猜出萧对杏的心思呢?也许其中掩盖了复杂的故事过程,也许事情就那么蹊跷。(4)突出偶然性。偶然性的集中是对逻辑的背叛,往往会趋向宿命。如三顺恰恰提早回家并立即发现杏的异常,萧已决定回棋山却一瞬间改变了主意,三顺举手间可杀死萧却莫名其妙地放过了萧,警卫员因酒醉未盯梢去棋山而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再联系到“当心你的酒盅”的话,似乎萧死于警卫员之手是命中注定的。假如说,萧是一条“迷舟”,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引他入迷途的。是性爱?是预感?是凶兆?是宿命……总之,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操纵。“迷宫”实际上是“谜宫”。

长期以来,在“内容第一”的观念影响下,较普遍地缺乏形式的自觉意识,这可能是造成作品公式化、模式化、一律化的根源之一。新时期的文学新潮冲垮了僵化模式,促进了形式的多样化,但有的形式虽新不美,因而像《迷舟》这样精巧别致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格非迷宫”及其形式有什么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倘使它们只是一种智慧的游戏和精美的图案,那真是太可悲了。现在有的评论家对格非小说的责难正在这个问题上,如说它们“除了含有一点青春毁灭的哀伤,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可言呢”?因此有必要提出来讨论。《迷舟》是围绕性爱和生死两个基点展开的。萧在戎马生涯中已对自己的亲属(父母兄长)和故乡看得淡漠了,但始终被一种果香所缠绕,一踏上故土,“他觉得像是一种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在驱使他”,在此揭示的是人性之源,实际上肯定和强调了人的生命力及其不可抗拒性。萧不死于必败的战役和三顺的报复性情杀,说明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制约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完全控制于每个人自己的手中,这种命运观恰恰反映了一种现代意识。当然,对必然性的否定很容易导致神秘的不可知性,但不回避神秘的不可知性,正是清醒地承认了世界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值得指出的是,《迷舟》的要害是萧死于警卫员之手,而警卫员之所以打死萧,并不出于个人的恩怨或道德的善恶,唯一的根据是服从军事———政治的目的。孙传芳部队由于前车之鉴,最担心萧不战而降,然而作品在“第一天”中就不无周到地写道:“午后,萧和警卫员查遍了村子的每一角落,没有发现一个异乡人,他暗自庆幸北伐军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涟水之北偏僻的村落”;“萧觉得老道不像是北伐军的密探”,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表明萧对自己部队的忠诚不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萧从未出现过通敌的意向,但萧恰恰被自己的首领所怀疑,怀疑的根据只是萧的哥哥的北伐军占领了榆关,结果造成了萧的冤案。倘使把这个冤案作为这类冤案来看,其中包含的历史教训不是很值得深思吗?可见《迷舟》的主旨实际上已由性爱暗渡到政治,说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决不是无端的强加和任意的拔高。至于说格非小说含有“青春毁灭的哀伤”,似乎也不准确。诚然,《迷舟》写了杏的被阉,萧的被杀,但前者不过作了后者的跳板和导线,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而萧的死亡所显示的意义,也不在他自身而在严峻的军事政治,如果对他产生同情和哀伤,也不在他“青春的毁灭”,而在他死得太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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