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爸经常出差，拍了很多照片，黄鹤楼啊，西湖啊，戈壁啊什么的，但是很少带礼物回来。
以至于我妈说：“能给孩子捡一块石头回来吗？”
记忆里，我爸唯有一次从海南带回来一个椰子。
面对这个稀罕东西，祖居北方的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打开它，只好将它搁在床底下。也不知道搁了多久，终于等到一个见多识广的熟人把它打开，它却不争气地臭了。
因为从小就知道我爸不会给予我什么，所以我从来不向他张口，这成了一种习惯。想要什么，就跟我妈要。我妈有求必应。
我要的以吃为主。芙蓉糕、葡萄干、果丹皮、水果罐头、橘子软糖……橘子软糖是一瓣一瓣的，组成一个完整的橘子模样，用一张玻璃纸包着，非常好看。我甚至还要过酵母片和大山楂丸，这些也是能作为零嘴的。
我妈有她的理论：孩子想吃什么，就是身体需要什么。小孩子正在长身体，身体需要什么就尽量满足呗。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妈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儿。我专心致志地嘬着冰棍儿，跟在我妈屁股后面，遇上一个熟人，是县医院的曹大夫—县城那么小，个个都是熟人。
曹大夫比我妈年纪大，是一位老阿姨，她很大声地喊着我妈的名字：“国静，国静，你咋给娃胡吃呢！不怕闹肚子吗？”
走近了，她们开始聊育儿经。曹大夫说她从来不给她娃买冰棍儿，坚决不惯娃的坏毛病。我妈很尴尬地笑着，而我的小圆脸都拉成驴脸了。
我忧心忡忡，医生的话能不听吗？“遵医嘱”这3个字可不是说着玩儿的。过了几天，知了很吵，太阳很大，我妈又给我买了冰棍儿吃，才不管我肚子疼不疼哩。
我舔完冰棍儿心满意足，从椅子爬上桌子，再爬上高低柜，以一个高大而坚定的姿势向我妈许诺：等我长大了要让她享福，我要带她去上海看许文强，我要让她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我要让她穿和陈爱美（当年省电视台的女主持人，会唱秦腔）一样的漂亮衣服……
我妈说：“好了，好了，你赶紧下来吧，不要耍猴啦。”
从我有记忆起，我妈送我的第一份礼物是给我订了一年的《小朋友画报》，每月都由那个高高瘦瘦的门房大爷送过来，画报真好看。
上学时，我妈送过我带有公鸡图案的闹钟、《辞海》、石英手表……哦，对了，还有英语磁带。这是我深恶痛绝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的童年是阔气的。
有一次，街上来了一个卖气球的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气球像一颗颗巨大的葡萄悬在空中，被他用一根根细绳拴着。那些气球仿佛随时都要把他带到天上去。
气球一毛钱一个，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我挑了一个红色的紧紧攥在手里，心里快乐得都有些紧张了。
没想到，卖气球的人收钱的时候分了神，那一大串气球趁机脱手而去，腾空而起。眼睁睁看着气球上了天，卖气球的人、我妈和我统统惊呆了。
等我和我妈回过神来，卖气球的人已经叹着气走了，都忘记了要收我们一毛钱。
我妈赶紧掏出钱去追卖气球的人：“气球一共有多少个？就算全卖给我了，好不好？”
我妈给了他10块钱。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在回家的路上，我妈对我说：“气球拿好喽，我给你买的这个气球值10块钱呢！”
接着，她有点儿心虚地问：“我是不是有时候做事有点儿傻？”
我真想踮起脚来拍拍我妈的肩膀，夸她：“你真是女中豪杰！”
第二年，家里来了一个人，送了我们一罐土蜂蜜和半袋子花生。此人就是那个卖气球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个同桌叫魏丛林，是个大眼睛、细胳膊的姑娘。她妈和我妈是中学同学，关系不错。巧的是，她妈当年和我妈住一个产房。更巧的是，魏丛林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些事儿我们都知道，总听大人说。
有一次，魏丛林跟我闲聊，又说起同一天生日的事情。她这回有了新内容，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你妈其实是我妈，我妈其实是你妈，你可知道？”
我听糊涂了。魏丛林解释说：“当年我妈生的是男孩，你妈生的是女孩，你妈想要男孩，我妈想要女孩，所以两家商量了一下，就把娃给换了。”
十来岁的时候，男娃还懵懵懂懂，呆傻呆傻的。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像扯谎，我听完就沉默了，心里有一半是相信的，但是没有向我妈求证过，只是藏着这件心事。
暑假的时候，我妈带我去外婆家，返程时在路边等回县城的班车。一辆路过的大卡车停了下来，车上坐的人是我妈另外一个女同学，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和我年纪相仿。这位阿姨喊我妈：“国静，国静，上来，上来！”驾驶室小，包括我在内的3个孩子上了拉货的车厢，宽敞、豁亮，又有风吹。
顺风车没有回县城，而是拐到附近的林场，去看她们另一个同学。谁？魏丛林她妈。
魏丛林她妈当时在林场上班。
那两个孩子已经跳下车了，我却没下去。魏丛林她妈过来喊我下车喝水。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